刘兆亮的博客——一兆的电，一兆的亮

离开
　　
　　陈菊红
　　
　　2002年6月的最后一个中午，太阳晃眼。在《南方周末》临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装在一个纸箱子里。
　　桌子一下子变得干净而不真实，与我无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明天来上班的人，可以有一张没有记忆的办公桌。
　　我最早见到这样的空桌子大约是1997年。那时候和陈朝华同一个办公室，他拖着箱子走出去的时候，大家编稿的编稿，写字的写字，就像他只是去出差一样。可他从此就去了《南方都市报》，办公室的书柜里还有他的诗集。现在回想起来，大家的反应其实很平和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收拾东西。陈微尘，她调去出版社的那天，突然就把桌子清干净了。办公桌旁边的柜子上留下了一个从交广会上弄来的雕花小木房，只有半人高，但有着很多小小的门。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沈颢，在任新闻部主任的时候，有一阵子坐在一个玻璃墙隔出来的屋里。虽然玻璃上贴着一些画，但他在干什么或者同志们在干什么，仍然一目了然。有一天，玻璃屋空了，只有门上库尼科娃的背影还贴在那里，其中一个角松了，弯成了个三角形，库娃的大辫子只剩下一个尾梢。
　　记得江艺平离开《南方周末》的时候，有一阵子她的办公室总锁着门，一天我路过那里，发现门开着，里头只有桌子和椅子，什么私人印迹也没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很空旷地站着。
　　我把两条腿盘在一起，像个老农民一样坐在凳子上，检点我七年来临临总总的杂物。有些要交回的东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那是一串电脑排版室的钥匙，一把七平方米宿舍的钥匙，两本空白的采访本，一张印着我年轻笑脸的工作证（那时候真的年轻啊，大学毕业）……
　　我要带走的东西，就在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纸箱子里。那无非是一叠报纸大样的缩印张（有的已经发黄了），一些采访笔记，一些想做没有做的题目素材，一些写得有趣的读者来信。那叠大样和那些“未遂”的材料差不多一样厚。在读者来信的下面，卧着几本1998年新闻部的内部刊物《马后炮》。那时候，我们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轮流做一期主编，从组稿到上版到出样到复印，一手搞掂。我翻了翻，找出自己编的那期来，想起那天复印到半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后来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1995年5月，我毕业分配单位已经清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所以我闲着没事，借写论文的空去广州实习。《南方周末》当时的主编游雁凌看了我的材料，把我从《南方日报》人事处直接带到了12楼。
　　在广州大道中的这幢24层高的楼里，《南方周末》就位于这二分之一的高度位置。而我去的时候，《南方周末》出世11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年头的二分之一。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不是其主打，记者只有一个，叫朱德付。大部分稿件靠编辑约。所以读者熟悉的名字都是诸如徐列、沈颢、马莉、谭庭浩、陈朝华、李晖、陈微尘、蒋才虎、苏丽容、章梅这样的编辑，当然还有美编张向春，外面流传着他如何一笔粗线，就可以让该期发行上个十来万份这样的神话。当时的《南方日报》集团，跟我很认真地说，请你问一下《南方周末》美编，他们报纸的头条到底在哪儿？然而张向春并不是想象留着长发的
　　
　　那种人，他寸头，戴副眼镜，很安静一个人，只有笑或者唱粤剧的时候声音挺高。
　　同样安静的是这里的楼道，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这张报纸还是以副刊为主有关。似乎每个编辑都有一块田，辛勤地耕着，在开周会的时候，顺便看看其它的田长得如何。都可以发议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别的版面。被批了的人也会反驳，但并不见谁谁跟谁因此伤了和气。每周一次的例会定在星期五的上午9点，大家围坐在很大的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周围，手里一杯水或者茶，杯底自觉地拿会议室抽屉里的杯碟垫着，以防水渍或者茶渍流到桌上。刘洲伟，比我早一年毕业，跟蒋才虎一起轮流编“经济与人”兼作一些采访。因为实习是要有指定记者的，游雁凌把我交给了刘洲伟。刘曾经学过气象，广州的夏天经常下阵雨。他有时会站在窗边说，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儿就下雨了。然后他手一挥，一个风雨欲来的姿式。
　　我在《南方周末》实习了一个月就回校了，两个月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游雁凌离开了《南方周末》，前任主编左方回到他不足八平方的小办公室，轮流跟我们三个新来的人握手。他的眼睛非常亮而且专注。
　　老左是个严厉的人，陈微尘对我说，如果稿子编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撤，如果备稿还是不好，他接着撤。“实在没稿，你就从12楼跳下去！”我特地去窗口看了看12楼的高度。发现从我的办公室下去，正好跳在二楼平台上，如果跳的不好，就会一头撞上《南方日报》四个大红字中的一个，引起围观是很肯定的。
　　当时的编辑，压力大是肯定的。因为《南方周末》一直有从《南方日报》集团挑人的权利（包括在历届分来的毕业生中具有优先选择权）。这许是 为着这张处再上升期，声誉和利润都为集团所看重的报纸更好的发展，而对于个人来说，处于期中就像进了一些学校的实验班；固然你是因为优秀被选进来的，但被认为优秀的人通常都有个心理，怕从这样的团体中淘汰出局。
　　 所以那些编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认真的。交到审样编委手里的大样干净很少错别字不说，对于一篇文章的出炉的沟通也是不敢有丝毫马虎。那时候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出现的名家不少，文章质量也不错。所以老左经常说，我们是三流的人，要办一流的报纸。是不是认为自己三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不狂妄却张扬的办报态度。他还亲自出动，到北京和武汉等地纳贤，其中包括著名的杂文家鄢烈山。
　　我想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集体，一些很有个性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本来并不容易。
　　这两点我都有，他们既然没有从楼上跳下去，我觉得自己也不会。但我不幸被分去和陈微尘一起做时尚版的编辑。我说不幸，是因为当时扩充的主要内容已经显露出向新闻方面靠近的趋势，经济版增加了世界经济，又有了人物、体育、社会观察这样的版面，随便哪个都叫学了科班新闻的我有点欲望。我因有着年轻，想当然地被认为跟时尚契合，但事实上那并不是我的真爱。
　　我们找了一帮广州做时尚和娱乐的各报各编各记和一些另类人物们开了个点子会。来的人倒是颇有点代表性。无论穿着到思想，但神仙会开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周末办时尚版，一个字，难。然后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有南方周末LOGO的瓷杯回家了，剩下不得其解的陈微尘和我。
　　于是出差。到北京和上海。讨点子加约稿。1995年以前，大家出差只能坐火车，但老左当时网开一面，说你可以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回来我们还要抓紧定盘子。
　　我回来的时候眼神还是灰的，但在办公室见到了江艺平。陈微尘说，你去跟她汇报一下吧，她是新任的主编。
　　跟游雁凌的精明能干不同，跟老左的睿智果断不同。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即便如此，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将来会把《南方周末》带入一个发展高峰的女人。
　　报社关于扩版的基本框架已定，决定在第二年年初，1996年将报纸由八版扩大到十六版。这次扩版，并没有更新旧版，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售价定在1元。
　　那时候《南方周末》还没有自己的拼版员。所有的版面要拿到日报四楼去排。所以有时候你在这里急得跳脚，排版小姐大可以慢条斯理磨洋工。有一次我们新来的体育版编辑赵牧为此气不可遏，跟一个排版员大吵了一架，才算是按时拿到了大样。《南方周末》狠下心，自己建立了电脑室，从日报调了两个很好的排版员，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南方日报》在全国日报系统激光照排和彩印都领先一步。以前铅字印刷的厂房隔出很多间成了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宿舍。因为是厂房，所以非常高。我住的那间高四米，宽却只有三米，感觉是横过来更加宽敞。夜里睡在床上，房顶距离自己太远，发一个呆好半天才能回过神来。
　　那批跟我一起分配来《南方日报》集团的一共有25个人。1995年，《南方日报》除了《南方周末》以外，还有好几张系列报。我们被分在日报和那些不同的子报里，厂房改成宿舍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空地，被叫做大堂，我们常在那里玩，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甚至把电视搬出来放VCD，那一批年轻人里，包括《南方周末》的两个现任副主编向熹和毛哲，包括《南方都市报》的现任副主编庄慎之和宋繁银。
　　那断日子，我在南方周末的工作是很忙的，但这里的同事玩心都很重，经常在一起打球，爬山。
　　星期三交完版后的中午，大家就去报社旁边吃一顿饭，那个叫东江美的小馆子被我们称为小东江，小东江有个很拽的女服务员，你怎么跟她开玩笑她都不买你的帐，埋单的时候一文不少。或者去那个叫做枫木廊的西餐厅叫点东西喝，枫木廊一进门可以看玻璃窗外雨中奔跑的车子和没有带伞打的人们。
　　有时候我们也去马莉和她先生开的七星书舍，书舍位于一个水沟旁边，跟江南黎果的酒吧为邻。江南黎果在那里卖他的茴香豆，诗人马莉在书舍举行读书会。书香酒香里，华灯初上，朦胧的很。
　　所有这一切都舒缓了工作的压力。我刚去《南方周末》的时候，那里没有专职校对，也没有版式编辑（张向春一只负责一版和艺林的设计），很多编辑才刚刚接受试用电脑培训，用电脑编稿写稿刚刚开始。两个电脑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编辑就干脆一手包到底，从录入，到照排，到校对，全部是自己做，累是肯定的。因此我很快就会用超思组版了。后来连画版纸也不用，凭着对简洁舒服版面的直觉认识，直接到电脑上开工，弄出自己满意的版面来。
　　分工细会提高效率是自然的，但是鱿鱼客观条件，初期这段全方位的训练对以后非常有帮助。
　　周一周二照例是嘴忙的，电脑室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一个版晚交了，就会影响起码四个版的印刷。在没有用卫星传版以前，胶片要通过托人坐飞机送到几大城市。错过了航班，直接就会推迟当地报纸上摊的时间，读者到时候买不到报纸，声誉自然是受损的。《南方周末》办公室主任李益伦，工作非常细致。会盯着流程表来催我们交版。他总是在电脑室看谁交了谁还没交，眼睛滑在鼻头上，眼睛会越过镜框上面，焦急地询问正在忙碌的你。很像那种负责任且不厌其烦的大宅管家。后来他忙不过来，就把这事交给了副主任，医药保健的编辑苏丽容，我们唤作苏大姐的。苏大姐人很和气，催你只催一遍，但如果交晚了，你就会出现在她的笔记本上，到周会上公布。她的记录有时候会和编辑的记忆力发生冲突，于是就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较真，最后不了了之。大家对苏大姐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因此也没有形成什么奖励制度，似乎谁都知道，有点拖拖拉拉但是愉快地干着活，是这帮年轻人的特点，他们主观上是没有任何跟报纸付印开玩笑的意思。偶尔有推迟印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绝对是大件事。最有可能是因故换了头条。
　　我有幸在毕业以后，一头就扎进这样的快乐氛围。管理学上非常重视一个企业内部员工积极性的培养，对于《南方周末》来讲，这一切显得非常自然。
　　我曾开玩笑地对我的同事说，，咱们应该在一出电梯那里协商革命语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最能体现严肃活泼的是《南方周末》一年一度的年会。我们叫作业务研讨会，通常开两天半。开会自然选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但不管山水如何秀美，都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开会通常是从早上8点开到中午12点，再从下午两点开到6点。吃完晚饭，从7点30开到10点，等你有空的时候，山水已经睡了。
　　会虽然开得长，也有一两个重要的议题，比如发行量下降，比如报纸内容的更新，比如版面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中心思想，大家通常是有什么说什么，自由发言。有时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新主意。即使这样，开一天会也是很累的，想疏疏筋骨就得等到晚上的会结束以后，一起去附近吃点宵夜或者在周围走走，这样以来，睡觉时间自然保证不了。终于有一天开会，过了8点30还陆续有人进场，气得老左说：要是在部队，早把你们拉出去毙了！
　　我至今还记得他生气的样子，记得他讲《南方周末》历史的样子，记得他每天中午在食堂打饭，看到我们时，绽放的笑容竟如一个孩子般的纯净和灿烂。他选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时期离开《南方周末》，报纸已经完成扩版，发行量朝着他期望的120万的目标迈进。
　　在扩版半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新闻部，时尚版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编辑兼记者蔡菁，各得其所，都舒了一口气：差点水掺威士忌，毁了两样好东西。
　　这一年，我22岁。
　　这一年开始，因为这张报纸的起伏，因为由此而生的变故，因为来来往往却坚守同一理想的朋友们，我的魂彻底地迷失其中，或喜或悲，都无法自拔。
　　
　　1996年9月以前，我们每个编辑包括记者朱德付都是有正式编制的。但是扩版，给了稿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新闻性强一些的稿件。约稿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报纸竞争态势明显起来，头版和一些其它版面的采访需求量增大了。而《南方周末》也从外报物色了一些优秀的编辑来做新的内容，以招聘的形式将他们收归旗下。郭国松很瘦一个人，夹着个公文包，像个干部似的，外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写过的大案要案不在少数，经历的生命危险也可以说上半夜。孙保罗，来之前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现已因贪污受贿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西弘，从商汇报过来成了消费广场的编辑。他的加盟，使消费广场从简单的消费服务变成了后来的消费，在业内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工作之勤奋，在《南方周末》数一数二，我经常看到他下班后穿着背心去篮球场打一阵篮球，然后回来吃个盒饭再干活。当然他打球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本报曾参加集团篮球赛，不慎将其列为队员，只见他手和脚向着不同方式运动着，彼此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还未杀敌，先踩伤了自己同事的脚。
　　前面几个人都是报社的人拿着小锄头挖来的，而记者余刘文是自己拿着简历找上门来的。他个子不高，非常谦虚，见了我喊我一声老师弄得我挺不好意思。但就是这个人来了没多久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搞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怕孙小果的弟兄杀上门来，接到找他的电话就说不在。而余刘文本人也从此患上了选择性耳聋的毛病，不愿意听见的东西绝对听不见。
　　1998年5月，我编第一期《马后炮》，约了新闻部各大虾的稿，余刘文交来的就是下面这段文字：
　　说昆明，心有余悸，在介入孙小果案的第三天，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我当时一听，大惊失色，心想孙小果的父母都是公安，且正在为此案频繁活动，耳目多多无疑。我立即向个别人士放风：“这个案子我不追了。”且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对方也非常“失望”。当天，提供消息的人请我小酌一杯，是“压惊”还是“鼓励”，天知道，人心隔肚皮嘛。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我给昆明的同学打电话，问这伙恶势力到底有多大的势力范围。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这一来我就更加紧张了，坐卧不安，满腹狐疑，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甚至已有人在门外恭候多时了，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了，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我很高兴自己保存着为数不多的几期《马后炮》，新闻部业务交流的氛围很好。出一趟差回来，总有好稿子上版，总有人击节相赞。记者们甚至讨论得很细，比如觉得开头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但都是在办公室里吃午饭的间隙，或者在过道里遇上的时候。但夸人的话总是有点糙，夹杂着国骂。但国骂的口头禅本身是没有恶意的，像赵世龙，报一条线索也要夹几个口头禅，但一边说一边就可以背上包直接去机场。几年后我在美国跟好几个相熟的美国记者聊天，发现他们说起业务来话也很糙。想来这是新闻界的通病。
　　慢慢地，不同的记者有了不同的写作分格，甚至你一读文章就知道是谁写的。在一张报里多元化的写作风格让人读来非常过瘾。后来大家为了共享采访中的一些有趣或者奇怪的事，为了找个地方说说场面上不好说的话（我们称为“放跑”），决定弄出这么个东西来玩。
　　新闻部主任沈颢在开张第一期上写了《我心目中的新闻部的样子》，简而言之是六个字：务实，开放，独立。开头的一句话：关注现实，以民为本，只求传真，不求高深。
　　为了“传真”，记者们总是你来了，我走了，来了就拿回来让编辑兴奋的东西放到版上去，要走，背起包就只奔了飞机场。有时候，刚采访完一条新闻的记者会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赶往临近的另一现场。往往会十天半个月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广州。回来的那天，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他（她），然后一堆人去吃晚饭，喝酒，为久别的朋友洗尘，或者压惊。
　　几乎每个记者都遇到过险情。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长平和周浩在内蒙古采访时，在沙漠里翻了车，据说当时长平回过头就找不到周浩了，原来他已经被摔出了车外，找到他时该同志已经有些人事不省，但长平好歹在夜幕下的沙漠里拦住一辆过路车时，周浩居然睁开眼睛跟司机讨价还价。此事后来被广而告之，当然有外人的时候大家都说他为了报社省钱已经成了本能。他被运回了广州，方三文则在前一天就赶到内蒙，接着走下去，完成穿越风沙线的报道。
　　孙保罗在采访一个造假全国劳模事件回来的途中也翻了车，那是山路，左边是深沟，右边是悬崖。由于捆了安全带，他没有伤到什么，坐在后排的两个人撞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已经娶了我。但这事他回到广州以后才告诉我，他说，车是翻到了左边，要是翻到右边，你就没有老公了。
　　1999年底，克拉玛依大火五周年，我和方迎忠到新疆采访，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要七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还在《新疆日报》后来成了《南方周末》名记者的南香红为我们找了个哈萨克司机，七个小时的路，基本全是戈壁滩，大雪飞扬，笔直的路几乎成了冰道，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但过了一阵子就能见到一辆翻到沟里的车，有小车，也有卡车，最多见的是油罐车，长长地横在那里，我们的车只是在前面一辆车遇到危险的时候打了个出溜，滑出几米，终于停住，又接着开。我俩这才在心里觉得哈萨克技术好。车里头很暖，我们很快就困了，一贯擅长讲段子的方迎忠也顶不住打起了呼噜。依稀听到哈萨克不停地放一盘磁带，唱着：杜十娘，努沉白宝箱……回到乌鲁木齐，南香红说，那条路，他们叫做死亡流水线。
　　在死亡流水线上回生，我们很开心，和一帮新疆朋友吃大盘鸡，喝伊力特，喝完方迎忠一个猛字扎进了门外的雪堆里。这是一个总能寻开心的人，采访深圳空难，能从凌晨趴在那里，就等一个好镜头；采访朔州假酒，能不吃饭在雪地里为文字记者把风放哨……但是要回到广州，一定先到馆子里好好犒劳自己的肠胃。只有采访烟台海难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江艺平说，我采访不下去了，没见过这么多苹果，没见过这么多人死。江艺平告诉我说，他在电话那头哭了。
　　靠着编辑部的信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强大的经济支持，《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禀性。因为没有邀请，没有接待，没有红包，有的只是艰苦的调查，和无休止的奔波。有的是对于这张报纸的热爱和对于新闻的热爱。
　　1999年的年末，经副主编钱钢提议，大部分记者参与了年末报道《记者回家乡》。二十来个记者奔赴各地，虽然“近乡情怯”，但也是第一次以主角的方式切入一个地方一群人的生活。年仅22的迟宇宙当时正在山东济南赶稿。他原本打算采访完这篇关于私家列车的稿子传回总部再回莱州老家，完成记者回家乡的报道。但就在他写稿的夜里，他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出了事。他无法继续下去。“我把稿子的事情委托给了《齐鲁晚报》的胡劲东，所有的采访工具也扔在了他那里，出了门，花1200元租了一辆出租车，我开始了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一次悲伤的探亲。”
　　他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石匠，死于一次事故。
　　他还是完成了“记者回家乡”的报道，在那篇《父亲的去世和之后的两个月》里，写下了一句话：我感觉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带着点苍老。
　　在周末的大部分记者看来，他仍然还是个孩子，是他们的兄弟。大姐江艺平在他的桌面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玩具考拉。没过多久，江离开了《南方周末》。
　　过了大半年，迟宇宙离开了《南方周末》。
　　到了2001年，曾经为这张报纸流过汗，流过泪的记者开始大批离开。
　　有的记者也并没有下一站，他们只是暂时待在家里，待在一种回忆里。
　　
　　我从来没有做过《南方周末》的专职记者，但在这里当编辑，没有太多的死规定，出去采访也是常事。我写过的稿件都是作新闻部编辑期间抽空完成的。
　　第一次出动，是接到一个福建母亲的电话，她的儿子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抓进刑侦队，第二天早上已经死了，这个叫文湘莉的母亲从此开始了为儿子讨说法的历程。而她儿子的尸体被强行火化，骨灰被遗弃在殡仪馆角落里的一个牛皮纸袋子里。她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是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关于儿子是否因刑讯逼供而死终于得到了个开庭的机会。
　　这是1997年底，《南方周末》新创的版面记者观察即将出世。这个版面的版头上清楚地写着：用你的行动告诉众人，你是个记者。记者观察一开始强调的是现场性，即记者在事发现场。第一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2月18日，首都机场浓雾下的惰性》和《一个死囚犯的最后十六小时》。后来记者观察成了《南方周末》新闻写作文本的一块实验田，这样说，其实只是强调了它的最后形式，它首先是一个记者以不同方式和角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实验田。
　　我跟踪这件事有三年。三年后这个福建母亲拿出几本边角卷着毛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她听我的话几年来记的日记。我接过来，那是一本流水帐，写着几月几日她去哪里找谁谁问进展，几月几日谁谁打电话跟她说私了，几月几日被电话告知要开庭，等去了又说改日子了……令我吃惊的是，她其实记下了这几年来福州的一些重要变化，一些与此案或多或少有着关联的人员命运的变化，其中含着腐败分子的惩罚，无序与对无序的重新格式化。那是一个小人物和她背后的整个时代。
　　那是一个民众对知情和个人权利进行强烈要求的时代，《南方周末》给予读者的新闻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易碎的。
　　但是人们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包括我们自己，离真相越近，对社会的开发就是越犀利。
　　1997－1998年两年内，以如此犀利的方式报道社会新闻，成为《南方周末》的一个特征。但事实上，它的内容要宽泛得多，它关注民生，同样从经济，文化甚至对新生活方式的记录完成着一张报纸的责任。只是由于其中社会新闻的冲击力过于强劲，使它的表征被单一化了。
　　我们读者非常杂，每次做读者调查都发现读者群的庞大和难以定性。而对于这张报纸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有从中获取信息的，有从中燃起希望的，也有如下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从中读到了其它滋味的：
　　
　　我已经从冬天失业到了春天。在这暮春十分，我用一整天走在这个城市纷繁的街道，一整天的暖暖阳光和黑丝袜的女人。我正在春天里失着业。
　　当街道向晚，我在纷乱的环岛驻足，转瞬间就灯火通亮，所有的方向都热闹非凡。我突然异常倦累。我必须回家了。
　　路过报摊，带走一份《南方周末》。
　　我看到了中国的同性恋，和他们没有阳光的生活；
　　我又看到了一个标价13.22亿元的便宜教训；
　　我看到了荒诞的爆炸和死亡，以及稚子泪眼中宿命般的疑惑不解……

生日与记者节
 
［ 作者：◆刘兆亮     来源：苍梧晚报     点击数：103     更新时间：2007-11-11     文章录入：zhangxm ］
【字体：     】

     不是命中注定要做记者，但生日与记者节恰巧就差几天。一个是生命的又一个节点，一个却是职业的新一季攻势。两种不同的滋味交织在一起，心中有些话就如这个秋天的树叶一样，不落下既不本份也难尽情。
去年记者节，我写了一篇《我们是你们的记者》，写完挂在了博客上，第二天博客中国与我们的报纸同时刊发，算是对那个节日作了一些贡献。而去年的生日，本有些凄凉之景，但却因为一个蛋糕的装扮而让我重拥暖意。
      去岁的缤纷落英已化作春泥，护理出今年的又一轮落叶。于是，那些停留在记忆中的场景依然存有一脉相承的温度。不仅如此，今年的两个日子我有了平息灾祸的幸运与淡定。
      今年这个生日的早晨，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徐州与连云港之间的短途中，我希望抵达爱的绵绵长途。到家已是村庄最静谧的时分，在村外的土路上，父亲早在守侯，在我看来，他在黑夜中孤独而闪烁的烟头是比城市更为繁华的灯火。儿子的生日与回家构成了父母举行的两种庆典的理由，我吃到了绕村而过的沂河中的鲤鱼，我吃到了偎着麦苗一同生长起来的荠菜……
      其实，我回家度过一个晚上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生日，而是让父母看到经过一场车祸过后的我还能重像从前一样：回家匆匆忙忙，说话大大咧咧，吃饭狼吞虎咽。第二天临别家乡前去了趟沂河，秋水与长天真是一色，我的脸在水中出现了干净的倒影，水至清但仍有鱼在畅游、跳跃。
       就是看着家乡河水的澄澈，我在回来的火车上盘算自己的记者职业。秋水的平静与清澈、浩瀚与包容、甘甜与苦涩，这与我们理想的职业情景，职业崇高度的指数径庭相仿。这一年，在路上与在纸上的日子都在这个秋季近成定格。在记者节这一天，我收到了赵军友老师的短信祝福。这位我曾采访过的孤胆英雄，以其对这个城市与家园的爱，让那些以身试法的人胆战心惊。老赵那种无私无畏的勇敢之心和不凡身手皆是我学习的榜样，能收到榜样的祝福当是心存感念，倍受鼓舞的。在前几天的报纸上，刊发了我采写的一位农民从北京购买一架飞机的故事。他说，也许我难以飞上天，但我终究是完成了在我心中存放多年的梦想。为了梦想，花了一生的心血与努力，这位农民的话语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心中犹死未灭的梦想，那就是为了新闻好好地活着，好好地生活着。
      于是，我想，在这个记者节，不仅是新一季新闻征程的攻势，更是擦拭梦想的良好时辰。
 

这是在扬州的个园里看到的一句话。

这句话对于悲哀的记者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要实现必须要剥离自己的生存依靠。多么残忍啊。

昨天在淮海工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书，安静地看了两个小时 ，感觉脑袋一下子沉甸起来了。多好啊。可惜那些稿子呢，那些无聊的稿子是难以找到出口了。心理承受不起，便回来赶了两个稿子。交代上去。

图书馆里有好多书，明天是 周末，可惜我不能安心无忧地去看书，只能这样了，有点烦人了。

感觉自己在随着一些可写可不写的新闻文字在 堕落。在消耗，在不知道词语的方向，与温暖的旨意。

试着向都市快报学习，学习简练的标题，可是这能用吗，显然是不能用的。但还是取啊。三行。

来源：苍梧晚报 2007年05月08日 记者刘兆亮 通讯员卢明立

纯白之盐生自大海，能给人以力量。当盐离开海滩，进入国家统一的产销程序，除杂加碘后的白盐能带来世间最本色的味道。然而，当白盐脱离国家统销轨道时，却有着海一般的深邃与黑暗，它的味道改了，变身“健康杀手”。盐政执法人员将被黑手操纵的白盐称之为“黑盐”。在东海县，东海盐政执法大队与盐商上演着一幕幕惊险刺激的“缉黑”战斗。

“缉黑盐像缉毒一样”

东海县山左口乡，苏鲁交界的麦田里，一架望远镜从麦地里伸出来，将观察范围锁定在200米外一户农家院落中。不一会，镜头中出现几个人影，他们麻利地将装满货物的袋子抬上卡车。等到暮色降临时分，才有人跳上卡车，他们显然要靠夜色掩护运货。此时，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做了一个出发的手势。隐藏在麦田里的两辆摩托车发动起来，在田间小路上疾驰而去。十分钟后，被监视的卡车刚一踏入江苏境内便被站在路两旁的摩托车手拦截下来。

这是东海盐政执法大队近日在苏鲁交界的某乡镇稽查黑盐商的画面。由于地处苏鲁交界，贩卖黑盐又有暴利可图，一般一吨工业盐的价格是300多块钱，而充当食用盐的每吨价格就摇身升至1500多块。而两省交界又有执法上的空白处可以作为贩私空间。一年下来，东海盐政就没收私盐100多吨。如果不加以遏制，这100多吨黑盐将有三分之一流入农村，还会有三分之一流通到乡镇、县城甚至连云港市区。

黑盐究竟有多毒？这要分几个等级。轻者可引起味觉、口腔及喉咙等慢性病症，中度的则可以引起食用者中毒，出现呕吐等不适症状。“最差的是工业用盐，它的重金属严重超标，光可以致癌的物质就有好几种。”

东海盐务局局长周律刚介绍说，“越是差盐，利润就越大，也最吸引黑盐商。”“黑盐是有毒的，缉黑盐也就像警察缉毒一样。”周律刚还特别用“水深火热”这个词来形容端掉黑盐商货仓的“战斗”。在近期多个缉拿黑盐商有多个经典战斗，反映出黑盐商的“水深”与缉黑人员的“火热”寓意。

大盐商“黑手”善变

古代盐商富可敌国，当下的贩卖黑盐也因暴利出现了一些腰缠不义之财的大盐商。他们靠着自己的一双“黑手”营造和操控着自己的贩私销赃网络。

稽查人员从小贩子入手，顺藤摸瓜，从而拆散一个又一个大盐商整个网络体系。对于那些处于销售网络最末端的盐贩，东海盐政执法大队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走村串户，二是商店隐蔽经营，三是坐家经营。

这三种类型小贩反映着大盐商“黑手”操纵的灵活度，对于那些“头脑”不聪明的将被“开除”销售分支。在东海县青湖镇有个70多岁的老盐贩走街串巷卖黑盐。被执法人员现场查处后，老人便假装糊涂，慌称自己是徐州新沂市人，也不告诉黑盐从哪里贩来。而同样是该乡的一个盐贩一边卖豆腐一边顺便卖黑盐。执法人员对这些“小鱼”实施“抓了又放，‘七擒孟获’”的策略。终于，经过近一个月的跟踪，发现这些小盐贩也藏着“大猫腻”，大盐商给他们设立了一个中转货仓。在该镇共有两个大仓库，老盐贩的仓库藏在一排稻草垛中，草垛间虚虚实实地有几个掏孔，里面堆满了盐；而卖豆腐的盐贩的取盐仓库是在一个猪圈里，黑盐与猪饲料混放在一起。抓住了仓库就等于戳到了背后大盐商的“痛处”，也算是端了小盐贩的饭碗，没了饭碗的小盐贩便有了“光脚不怕穿鞋的”的想法，一口便“咬”出了大盐商孙某。执法人员不仅没收了数吨私盐，还将运盐的货车暂扣。

对于商店隐蔽经营和坐家经营的盐贩来说，他们具备了向大盐商发展的潜力。在查处的过程中也表现得特别沉稳，隐藏手段也特别好。根据抓获的几起此类人员来看，他们的仓库一般都是距离本村10里路左右的亲友家中，而亲友只是藏盐，绝不卖盐以免走漏了风声。而在前往仓库运盐的过程中，他们则雇毛驴车掩人耳目。

这两类经营人员还电话联系一些建筑工地和路边饭店，一两个月就主动送来一批黑盐。“在东海县一些建筑工地的食堂里查获的黑盐都出自这些盐贩子，这些盐工人吃了干活就提不上力气。”带队破获多起商店隐蔽经营和坐家经营的东海盐务局李广见说，“这两种盐贩子与幕后的盐老板关系甚好，承担着大部分的黑盐分销，很多大盐商就是脱胎于这两种分销商。”

现场缉黑的尖峰时刻

然而，大盐商依仗聚集的财富，笼络了一些当地的社会闲杂人员，所以，他们并非是束手就擒的“省油灯”。

东海县桃林镇某村，一个窝藏5吨黑盐的大盐商浮出水面。盐政执法人员摸准了其交易时间，兵从天降。但是，大盐商打了一通电话后，五名执法人员周围立刻聚拢了60多位社会青年，对执法人员形成围攻之势。“这些盐你们一粒也带不走！”他们放出狠话。他们还称，执法人员不许报警，只要不动盐，执法人员就可以安全离开。就这样双方谈判、僵持了两个多小时。

擒贼先擒王。执法人员向大盐商赵某进行攻心战术。好话说不通后，执法人员来了硬的，“出来时我们就说好了，天晚不收兵，我们的后方指挥立刻会请求警察支援，到时候场面就会闹得相当大！”、“最主要的责任人就是你，你的损失不仅是盐和钱，你要负的还有更多的法律责任。”“这事可大可小，要是大了估计你准受不了。”……终于让黑盐商赵某退却，僵硬的脸开始露出笑意，他一摆手，围攻的人员便闪开了一条道路。把握住火候之后，执法人员将5吨盐全部装入车中，押回仓库。

这并不是最惊险的。在东海县某镇，气焰极盛的大盐商在将盐政执法人员团团围住。派出所两名警察赶来增援时，围攻人员靠人多势众，不予理会，照常干涉盐政执法。对峙的局面达到了尖峰时刻，最后，公安人员只好调兵遣将才将局势扭转过来，大盐商及部分围攻执法人员者触法被拘。

更有嚣张的大盐商的仓库被抄后，他们暗中派人到东海盐务局进行威胁。今年2月份，刚过春节，就有两个彪形大汉闯入办公室内，与执法人员“坐而论道”，要求将没收的盐全部归还。面对如此嚣张气势，盐务执法人员毫不畏惧。执法人员在威胁和利诱的情况下，采取了非常的抵制和对抗态度。“要是惧怕黑恶势力，我们餐桌上的食盐不知道要变‘黑’多少。”

后记：

盐出自大海，纯洁晶莹，但在其背后隐藏于民间，侵蚀人体魄的黑盐缉私却如此暗流涌动，惊心动魄。去年有100多吨黑盐被缴获。到目前为止，黑盐“重灾区”———东海县仍有黑盐走私贩卖活动。

记者在东海县盐务局收缴私盐仓库中发现，有运输黑盐的各种工具，从大货车到小三轮，车上都满载着各类黑盐。有些亚硝酸含量多的盐，在阳光照射下已泛出焦黄的颜色。

根据连云港盐务局统计，东海盐政执法大队缴获的黑盐数量占全市数量的一半以上。根据科学食盐剂量，仅去年一年缴获的100吨就够3万多人吃整整一年。如果将这些黑盐流通到市场估计将有近10万人受害。

面对白盐被黑手操纵的黑幕，盐政执法人员不畏“水深火热”，有力地遏止了盐业违法的嚣张气焰。“但是，跨省盐业违法有执法上空白地段，如果不能在跨省联合打击层面进行遏止，很难根除此类案件发生。”一直坚守在白盐缉黑第一线的东海盐政执法大队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今天暴雨淋漓。

今天什么也不去思考，只对着书页和屏幕，只想着明天我又要到哪里去。只想着我什么时候能把想看的书在雨夜安静地读完。

接了一个无聊透顶的电话，才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势利，如此的没有温情。

也了解到一些消息，有人要攀登上幸福的高度了。祝福，祝福那些身陷幸福中的人们。你们的明天比今天更好，但愿你们忘却烦恼。忘却夏天，忘却一段历程。那些教育的话，有些人会铭记在心。

托付万千烛光 捎走爱与哀伤

 熄灭校园所有的灯，让黑夜哀悼。

江苏样本的另类解读

刘兆亮

2003年的夏末，聚焦政经、影响非凡的《南风窗》封面策划了“求解江苏难题”。彼时，我端坐在大学自习教室内，为钟爱的媒体在探讨生长之地的大势而备加珍惜每一个文字。循着炽热但却不失温婉的文字，我竟依稀嗅到了力透铜板纸的关切与浓情。不是在求解江苏的“难题”，而是在南国的主流媒介平台上向举国推介江苏的自省胸襟。我当时就在猜测“龚浔泽”这个特约撰稿人非江苏子民莫属，凭当时的一己浅见：隔岸观火的文字只会有无休的追问，不作息事的回答，只有张力，不事内敛。

五年时光翻飞，我已行在新闻途中三年，时政记者的行当让我有机会身处江苏沿海最北端，笔触陇海线上这根发展琴弦。恰在此时，见到了《江苏脉动》一书。“龚浔泽”及《南风窗》这些关键词让我找来2008年2期的《南风窗》，翻开“南书房”栏目，果是《南风窗》掌门人朱学东跋文介绍之书，再读跋文便连缀起2003年的那个夏天，那段坐在大学自习教室里妄自揣测的感受记忆。

        这本书驰纵 “江苏”内部小区域及比邻大区域，文字为2003至当下的区域观察。而龚浔泽自2003年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便进入了机关工作，虽然身处公文的文牍中，但作者仍然信任着自己往昔的文字与思索，并继续踱步。

事实上，作者纵横开合之笔也能让笔者印证三年前的感受：是身挺其中的仗义挚言，是追问后的回答，是张力收放后的内敛。炽热而温婉的文字让人感受政经不再是铮铮铁骨，而是刚柔并济。

对于江苏人尤感如此，但撇开江苏扩至浙江、山东与上海也应是一律。因为这本以江苏命名的书更多有着上述地域的发展语境。也因为“江苏样本”概念依然炽热。

《吴越争锋与苏甬沪竞合》、《苏南打盹与温州崛起》、《苏北与浙南》等篇章，从历史际遇与现实遭遇，历史积淀与现实破绽，历史风云与现实风尘等意像触角，凝望与思考江苏在“江浙”、“长三角”语境中的困惑与感伤。细览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的序言可知，这些观察与观念是龚浔泽依托南大社会调研机会，多次去苏北、苏南、浙江实地调研的结晶，与媒体的采访更具优势的是，那种纯粹的调研裹挟着学术争鸣并非一锤定音的思维。笔者以为，那是一种可以放置在时间进程序列中的观念，在其后的若干年中可以顺势成长。可以佐证笔者观点的是，就在我在电脑上敲击这篇文字时，沿海大通道的车轮正从通车典礼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上兴奋驰过，“苏甬沪竞合”的媒体观念在长三角的电视、纸媒、网络上竞相涌现，与龚浔泽观点有着时隔五年后握手言和之意。

 不惟如是，对于出身苏北的龚浔泽来说，对苏北弱势的冷静思考，对苏北沸腾朝夕的真诚期许，对于江苏发展症结根除的锐意拨点，笔墨用意更切，着情更浓。《灵气不分苏南苏北》在开书第二篇着意列出，便可视为作者预防读者对江苏南北分野偏见的编排用意。其后，《苏鲁竞争与东陇海昂首》、《农业资源陷阱与突破苏北困境》等更是拉近了笔者阅读的距离，或许这也可为港城读者在江苏区域发展中透视身边之城提供启示。

时下，“江苏样本”的概念仍有给全国区域发展示范的旺盛生命力，这本自我剖析之书当是江苏样本的另类解读，解之快意，读之受益当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终结者3

——速描十运散打三名将的终结

灿烂的阳光从体育馆四周的玻璃窗中照耀在十运散打擂台上，在相隔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宝力高、柳海龙、赵子龙，这三位散打王的闪耀光芒相继在这个擂台上暗淡下来。

“草原骄子”宝力高，一代宗师赵长军的高徒，数次获得散打王称号，其重拳和抱摔功夫在世界散打手中都堪称翘楚。在十运会散打预赛中，宝力高高歌猛进，把77.5公斤级的预赛冠军揽入怀中。时隔5个月，宝力高经过又一番苦练，将目光射向十运会的擂台。然而武林自古就充满了劫数。他在进军四强的路上，被年仅18岁的河南小将张开印的“少林腿”挡在四强之外。是役，小将张开印在外围用凌厉的腿法让宝力高数次贴身抱摔都未得手，宝力高的几次重拳也未搔到张开印的“痒处”。第二局的宝力高显得更加着急，慌乱中被对手摔了一跤，一下子跌出四强之外。

名贯“武林”的 “柳腿劈挂”柳海龙似乎也未从宝力高的摔倒中找回感觉。第一局，柳海龙 “劈挂腿”的厉害让“风火轮”只得在他周围“滚动”，精彩的场面都是出现在漂亮的出击和躲闪中。平局。根据规则，当日体重轻者郑伦获胜。高手过招的情形总是相似的，第二局犹如第一局般平淡。柳海龙深谙“风火轮”郑伦的风一般的反应速度和火一样的爆发力，所以“柳腿”在几次“劈挂”险些被摔倒后再也不敢贸然出击。比赛进入读秒阶段，说时迟，那时快。郑伦的一个凌空侧踹正中柳海龙面部。这一腿像极了柳氏“劈挂腿”，定了乾坤。

赵子龙这位曾领衔主演徐克电影《散打》的散打王，也没能在电影之外的十运散打赛场“领衔”，同样是在昨天的四强争夺战中，“无敌风火龙”赵子龙遇到“敌手”，被广东交流到宁夏的散打手王强两局击溃。

至此，曾叱诧风云的三名散打王悉数摔下十运擂台。这三位终结者，也许不久也将会被终结，但他们的胜利将和名将之败一起被记忆。

这个时候，是河堤的野花开得最烂漫的时刻。好多个失意的季节，我曾穿梭过大片的麦田和河流，去看那些寂寞的花。

前天跟随苏州、南通媒体的朋友穿梭海岸线，去看看那片荒凉的海和破旧的渔船。没有看到花，只看到了大片的芦苇。这里的不是野百合没有春天，是春天没有野百合啊。

连续两个月不想写稿子，真的一点激情都没有。我向来不善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的状态，但是现实却比争辩更可信。事实上，我是懈怠了，对这份工作失却了热情，本来应有的热情。

有点孤独，有点悲哀，为自己，为自己的状态与勇气。

只有调整，只有再次抉择了。不然，我会让那么多人为失望。

风不的啊，天不冷。这是春天的惯常表情。

最近心情不佳，工作无序。但我知道我需要改变那些影响心情的不良因素：比如不去喝酒了，不去为无聊的事浪费时间了。增加一些优良的因素，比如把从图书馆及购买来的图书安静地，把工作任务无成的条件下，安静的一看完，一口气地看完。

没有一个完善的心情，那就需要一个充足的头脑。别把自己看得太卑微，这世界上原没有强大，只有逐渐向强大申请，为强大请命的人多了，才有强大。不要像广告词说的那样，把自己打开，要告诉自己，将自己收拢，收拢一颗心，收拢一段日子。很好地呼吸，很好地让自己满意。

转言：其实是在写作的当时就在小小说作家网上看到了这个“对话”，适逢那期小小说80年代后的专集出炉。

时隔近一年再来读这个对话，心中有了一种清晰感，对当时的写作，对这样一个因作家网而活跃的作者与评论家。恰好是一年多没有新的让评论家再次对话的作品了，心中满是惴惴不安之感。一直在告戒自己，写，能写就写，无论怎么样也不能停息，可是，就是写完了半篇文章一放就是半月、一月。真正工作写的都是报社的新闻小稿，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份多么崇高的职业，多么值得让自己的兴趣让位的职业，但现实往往是那样的残酷和令人无奈啊。

今转雪弟的评论，和我们那些熟悉的80后的作者朋友们，2008年愿你们继续前行，看到你们的文字内外的风景。

——关于“80后小小说作者”的对话

雪 弟：近两年，80后小小说作者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已浮出水面。邵孤城、游睿、韩昌元等在尝试和探索中渐趋成熟，刘兆亮、徐闯、马传江等虽初试牛刀但刀法娴熟，鲁永志、刘郝姣、聂赵阳等语言老到，几近完美。这一切都表明，80后小小说写作者已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参与和促进了小小说的成长。《百花园·小小说原创版》今年第7期推出“80后小小说作者专号”，也显然是对这一写作群体的肯定和褒扬。下面我们就以这期专号为切入口，随便聊聊吧。

十年樱花雪：如果单从作品质量上来讲，这期专号和其他各期不见得有差距。这就说明80后这个群体是有创作实力的。从创新的因素上讲，我觉得80后做得还不够，真正让我叫绝的作品，我没有看到。只有尹利华的《肢解》和鲁永志的《冬日的枪击事件》让我觉得还算成功。

雪 弟：可我认为《肢解》是失败的。首先，它没有一个好故事，它所讲述的故事是浅层次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其次，它最大的看头应该就在于“元叙事”的运用，但“我”介入作品并未完成某种结构功能，而且它也未营造出一种奇异的叙事气氛和阅读效果。更为糟糕的是，无关紧要的话使得这篇小说极为拖沓，严重违背了小小说的写作规律。

十年樱花雪：我也有同感。尹利华试图用“元叙事”来完成这篇小说，但他并未抓住“元小说”的精髓。“元小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读者的臆猜,用脱离常规的叙事来运行文本。而在《肢解》中，文本的运行并未超出读者的想象。因此就使得这篇文章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它既不是纯粹的元小说，又带上了元小说的某些特性，从而显得不伦不类。

但作者的探索精神仍值得称道。这也是我特别看重它的原因。我希望80后能多进行一些必要的尝试，哪怕失败了也比纯粹沿袭前辈好。

雪 弟：讲到探索，鲁永志倒是显现出了不断努力的姿态。《在天亮之前死去》通过叙述和展示的交互出现来推动故事，在推动中又有意识地设置障碍延缓读者的阅读，这种间离效果使文本别致而有力。

十年樱花雪：我认为，《冬日的枪击事件》在叙述上更为娴熟和流畅，它貌似在用第三人称叙事,但是我感觉它其实是在用第一人称叙事,心理刻画很好。

雪 弟：是的。这篇小说情节较为模糊，它基本上靠人物意识（或者说心理）来推动，而且现实和过去交织在一起，似行走在被大雾笼罩的街道，极难辨别前行的方向。但这种叙述是有意味的，它与暴力、血腥、迷惘及没有可能性的期待这些词汇的指向是一致的。

十年樱花雪：这期专号里你还喜欢哪些作品？

雪 弟：最喜欢的是徐闯的《纪念小李飞刀》。我认为，无论在叙述还是内容上，它都是出色的。从叙述上讲，它自然，流畅，而且口语化，口语化使这篇小说散发着一股纯正的乡村味道，非常适宜表现对已经逝去的乡下儿时伙伴的纪念；从内容上讲，作者是想表达对乡间情感的珍视和反省。很显然，这种情感是丰盈的，它一直流淌在作者的内心。但作者始终控制着这种情感，不让它爆发。就像在荷叶上舞蹈着的水珠，舞蹈而不掉下是它最美丽的存在。

十年樱花雪：徐闯控制情感的工夫确实非常到位。他在写的时候，稳妥地压住了调子，没有让这篇小说扬起来。这是很难做到的。并且他没有像其他的作者一样，在结尾设圈。他的结尾很自然，一点也不做作。

雪 弟：而且不经意间有力地刻画了人物。我的意思是说，作者并不想刻意刻画小李飞刀。

十年樱花雪：是很见火候。这和他那段时间的沉淀有关。他那段时间没怎么写文章，主要用来看书了。由此可见，平静的心态下才能出来好文章。比如这篇，就很脱俗，他的这种自然是以前作品里面没有出现过的。他写完的时候就给我看了，我当时大吃一惊。

雪 弟：从这篇和以前的那篇《我是徐闯》来看，徐闯潜力很大，但不知能持续多久。

十年樱花雪：嗯。他在进步。我也害怕这是灵光一现。

雪 弟：这是80后面临的最大危险。

十年樱花雪：比如游睿，现在的作品我都不大愿意去看。他的作品进入了固定模式，只想在结尾甩一个漂亮的包袱，却一点不高明。

雪 弟：游睿写过不少好作品的，如《寻找我的光明》、《鼓手》、《最厉害的笑》等。不过，也确如你所说，他亦有不少缺陷。最大的缺陷是文本中透出的匆忙和粗略。他写的太快，太急，太慌张。

十年樱花雪：韩昌元的叙述很稳。包括这期专号中的《跳火车》。

雪 弟：《跳火车》不错的。昌元越来越深沉了，他在朝内心走，朝生命意识中走，他以反叛的姿态在挖掘着人们心中隐秘的情感。

十年樱花雪：韩昌元已具备了那种稳定的心态。昌元最近在写短篇，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使得昌元能够平静地跳出纯粹的小小说创作。其实看昌元的作品往往给人的感觉，不是在看小小说，而是在看短篇、中篇。他有那种气场在。这种写作是小小说专业户里面很少人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我觉得说境界也不为过）。昌元确实写得很深厚，看他的作品能够让人一下子领略到他的叙述风光。包括这篇《跳火车》，我看的时候，眼前的画面很清晰，能够同时产生共鸣。

雪 弟：这得益于他对场景的现场感描述，另外，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叙事风格，变成了一个自觉的写作者。

十年樱花雪：你如何看待刘兆亮的《棒冰，棒冰》，我觉得它不如《青岛啊，青岛》。我甚至觉得，它是对以前写作的重复，从他们本身来讲是退步了。

雪 弟：你不能过分强调创新和叙述手法的突破。其实，《棒冰》是很不错的一篇。它传达了一个乡村女孩对“花季”的美好期待，尽管在日后的渴求中她渐趋迷失了方向，但她是按照内心的律令去走的，她并未远离她的内心。我们不能用“道德”这样的字眼来审判她。“四妮”这个人物很有典型意义。

十年樱花雪：我觉得，“四妮”的道路是一种被现实误导了的人生追逐，是天然的纯美追求和物欲横流的现实交织下的生存状态。兆亮善于用细腻的笔调刻画人物，比如《落雁》、《青岛啊，青岛》。但说实话，这样的人物太理想化了。真正的农村不是这个样子。它只能说代表了兆亮的美好期望，而不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震撼度达不到。另外，结尾有些刻意了，他似乎是故意安排这么一个结尾去照应前面，我觉得这样子的结尾很不自然。

雪 弟：我也觉得结尾有问题。不仅仅是不自然的问题，它还冲淡了对四妮情感的描绘。

十年樱花雪：冲淡怎么讲？

雪 弟：结尾过于悲痛，而且有点戏剧化，这与前面所表现的四妮的情感变化衔接不上。从而使四妮的情感到此终止，文章有分裂之感。作者太想设置这样的一个结尾了。

十年樱花雪：我觉得这篇文章完全可以甩出去写。结尾给读者留下一个空白。那样的话，说不定反而提升了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

雪 弟：你的那篇《爆炸》语言感觉挺好。这应该是80后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吧，像鲁永志，刘郝蛟，还有寇询等，感觉到他们都对语言有天生的敏感。

十年樱花雪：80后里面很多人都注重语言。也许是阅历浅，建构故事的能力弱了点，所以他们想从语言上寻找突破口。刘郝姣语言的老道，让我吃惊。

雪 弟：假以时日，我觉得刘郝姣会成为出色的小小说作者。

十年樱花雪：我也这么认为，她确实不可低估。并且她年纪很小，86年的。

雪 弟：她的短句用的特别好，跳跃性大，似断实连。这样它就能更多地呈现意义。她对世界和生活的认知也颇有见地。

十年樱花雪：与刘郝蛟相比，鲁永志的语言也很有特色。譬如唯美、诗性，带有一种属于80后这个群体特有的感伤。

雪 弟：他还喜欢用些比喻，贴切但反差性很大的比喻，如“太阳溺在柔软的云里，是襁褓中的婴孩”。这些比喻强调的不是形象，而是内心的情绪。

十年樱花雪：这与80后更为关注内心而不是外在的世界有关吧。

转言：转眼已是三年云烟。小兄弟南大研究毕业后，志在做新闻，辗转多地实习，考试，南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终于去了她心仪的南方，而且是的啊党报《南方日报》。祝福的话其实无须多说，这本是实至名归的轻松事，只是来得不是那么及时，不是那么先锋，来时着实激动一阵，想想也是安静，不张扬。

转其研究生公德圆满的毕业吧，那些能够嗅见我们大学生时代生龙活虎的中文011的集体盛宴。

突然对辣椒过敏，只能吃清淡的菜，人生乐趣真是少了太多。

正是南方油菜花如灿金时，一路向南，先是上海，后是浙江绍兴。

对于时尚之都上海，似是很熟悉的样子，除了大，繁华之外，他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手机短信里提示的是时尚之都，这直接将上海的历史底蕴抹杀，时尚拾取的是现代都市的牙慧，却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内涵之深、之美。

所以，我更向往第二站，浙江绍兴。

知道要去那里，脑子中马上出现了少年润土的形象，那个有月亮的夜晚，那个有点呆瓜的水乡少年。

这个印象闪过后，接着就是去年鲁迅文学奖颁奖的别致场面，乌蓬船在环城河中摇荡，摇至鲁迅故居，上岸受奖。

车出上海，高速公路两侧遍地是浙江的尖顶别墅式农舍，环绕周围的是明净的水，金黄的油菜花。其实，这种金黄的油彩花自盐城便出现了，在泰州尤多，入苏州也成片相连。

只是，到了浙江我才感觉这些油菜是有了一种江南的气韵。那些油菜花似变成了油菜边的水塘中莲，于是想起了郑愁予的一首诗：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到达绍兴，所有的诗意都从脑子中失去，都向每一条路，每一个建筑上粘贴。

中国黄酒博物馆、丝绸博物馆、古越龙山……这些水墨画样的建筑于无声处，诉指绍兴的底蕴与中国城市的特色。

要采访的浙商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物，从这位近70的老者的口中，我知道了浙商的底蕴，也如他们的田野和城市的底蕴一样，是一种亦诗亦画，浓墨重彩的境界。他们的开拓、开放、开明、开朗是一种让人收益匪浅的洗礼。两个小时的交谈与记录，我深刻地知道了，财富不是来自偶然，而是蓄积与坚持与观念与创新。

对于自然的风景，我们早晚是有机会尽量多地去饱览，但对于内心的风景的展示，不从书本，不从网络，就那样面对面地，却非常让人珍藏。

心中还积累这那位老者的绍兴话，蹬上了绍兴的护城河的船，在两岸的红色灯笼和旧式建筑中听水声潺潺。鲁迅的水路，通往中国文学殿堂的水路，就那样浸润在三月的风中。

从家到连云港或者从连云港到家，一个半小时的铁轨行程，我一周走了两次。现在车窗外是绿色的麦田，等一会就是从家乡顺流而来的清澈沂河，“春来江水绿如蓝”，当时学习这首古诗时，老师就让我们在春天到这条河去看看，要么就看看我们当时统一配发的纯篮墨水瓶子，放在阳光下看，放在亮的地方看。

   这是一个春天，大的树木都没有发芽但一些小花却在贴着地面开放，黄的，白的，星星点点的。

回到单位冲了一个稿子交上去，然后看新浪的深锐观察，看大帅的文字，看到了“浩浩汤汤”一词突然脑袋发昏认为是错了，就去奚落他，结果反被奚落，在奚落叉那，我的脸就红了，突然是哪个古文里的，后来一查是《岳阳楼记》中的，这次感觉离那个背诵诗文的时代远了，落后了。特此补充，这篇古文是在初三年级多背诵，当时的语文老师就是现在我已为兄弟的平秀哥。当时我背诵得可好了“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为什么整体一说，印象就非常时刻，单独一词就会忘却呢。也许词语像人一样不能孤单，孤单多久就会遗忘多远。

另外大帅升为深锐观察的主笔，特此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