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亮的博客——一兆的电，一兆的亮

前几天，年度的中国地市级报新闻奖出炉，证书已经下发，我以往的同事发来的名单。不是为了晾晒炫耀——确实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获奖的稿子确是2007年晚报的领导筛选的，现在转会到另一张报纸，这些新闻产品在外省的新闻流水线上也许就失去了他的生命力，不算什么。但是，我仍然可以以此来纪念过往2007年的新闻履历，激励一下未来的新闻征程——

第22届中国地市报新闻奖（2008年）刘兆亮获奖目录（共八篇），

《前三岛上的守岛卫士》（特稿类）

 《3000余件民俗文物无偿捐赠》（消息类）

《与生命赛跑的459小时》（特稿类）

《31年后，扬州大哥来谢恩》（消息类）

《苏童 一直在路上》 （副刊类）

《一场穿越生死的毕业答辩》（特稿类）

《是谁拿了见义勇为者的手机 》（系列报道）

《千人用绳索搭起生命之桥》（消息类）

其中，《千人用绳索搭起生命之桥》（消息类），

《与生命赛跑的459小时》（特稿类）

此前已获2007年度江苏省报纸好新闻二等奖

附能找到的未见报的草稿引言：

 前三岛上的守岛卫士

本报记者 刘兆亮

 

   [此刻，你们手捧报纸阅读他时，他最快也要等半个月后才能目睹自己的故事。

  因为，在那个距陆地百里之外的前三岛，半个月才为守岛官兵送一次给养。在属于解放军最盛大的节日里，他无法在第一时间领略自己的荣光。也许我们会从电视及身边听到献给解放军的嘹亮歌声时，但我们却无法听到在江苏最东端的前三岛上，那首属于他及身后守岛战士的《咱当兵的人》。曾经在前三岛上服役五年之久边防官兵胡光峰说，我们在岸上过“八一”的时刻，最希望的是能看到海市蜃楼的奇观将前三岛上的官兵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再看一看耿飞那被海风吹黑的脸……

   耿飞，一名临床医学大学生，一个守卫边疆海岛的战士，一个左手持枪右手拿着医疗器械的绿色卫兵和白衣天使。他比烟花还寂寞，却比钢铁更坚强。他在海天一色的岛孤岛世界，守卫一方平安，捍卫着属于军人特有的气质与尊严。

今天是他的节日，让我们走近耿飞，走进他的寂寞而又多彩的世界。]

   

            

一场穿越生死的毕业答辩

               本报记者        刘兆亮

眼下正是港城大学毕业生毕业时分，淮工一个女孩的毕业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2003年9月，正读大三的她患了白血病。那个九月她走出了校门，青春在大学校园门口留下了凄美的身影。她在医院的病床上与学校签定了休学协议：两年后，我一定回来。这不仅是对学业作出的许诺，更是向生命挑战的誓言。为了这位女孩的诺言有了实现的可能。港城所有大学校园都掀起了一场为她募捐、义卖的爱心热潮。在陇海商业步行街等社会公共场所，港城市民的关爱之手也频频伸向募捐箱……本报曾对这位女孩作过报道,呼唤爱心。

两年后，她果真回到了学校继续进行她未完成的学业。昨天，她坐到了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的神圣讲台，答辩完毕，掌声响起，她站在讲台上泪流满面……

   这次痛快、激动、骄傲的泪水背后，是一个女孩怎样的大学四年？

                             

玛卡，她是谁？她是女足姑娘中的蒙娜丽莎，北京时间11点，她流眼泪。

哭泣的不是她一个人，有门将倒地，肩膀在草地上一耸耸的，扑球手套罩在脸上。

还有那个泪流满面的11号，那种哭泣不加掩饰，悲情汹涌，让人心酸。

不是为金牌，120分钟的鏖战是为了足球，用脚说话，话语权不在左脚在右脚，不在脚上在头上。

都不在，就在运气上，运气没有只有泪水上阵。

足球是快乐的，更是悲伤的，足球是希望的，更是绝望的，足球是有寄托的，又是没指望的（仅限于中国男足）

谁为足球哭，谁就会为它笑。

这是世界的足球哲学。再重复一遍，除却中国男足。

那是1999年的夏天，女足最为辉煌的年份。

我一个人半夜起来，看姑娘们华丽的脚法，可以与老美对攻，可以用意志力让美国人感觉到胜利的艰辛无比，幸运异常。

那个第二名的夜晚，其实是那群姑娘为后来的“中国女足”竖了一座丰碑。

这个丰碑被此后9年的玫瑰凋落而成为纪念碑，眼看曾在世界叱诧风云的女足竟在亚洲也难破重围，好多人望其悲切。

在2000年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我从骨子里抽出一点时间来看了那界奥运会上，中国女足与美国的悉尼奥运对决，有海鸟在草坪上起落，足球也在空中飞翔，孙雯那一脚石破天惊的任意球洞穿老美球门。

可惜那一脚并未扭转乾坤。输掉了，就是从那时起，再与强手交手，似乎一直“孔夫子搬家”了。

8年了，老将离去，新秀难揽局势，马元安也注定成为一个符号，退隐在日渐消退的玫瑰红颜中。

2004年，8球之耻更是将女足打入冷宫。玫瑰似乎凋零成尘碾作土，恐难有香如故了。

男足不行，女足没落。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堪称羞愧。

大家都在期盼小孙雯的出现，一直在期盼。有人从马晓旭狂野的过人步法中窥见孙雯的灵气，但这仅仅是灵光一现的事，盛名之下的马儿就是在球场上跑啊跑啊，没有看到她踢出的球吃到多少强手球门里的几多青草。

似乎在一梦之间，我与电视机前的观众或许发现了一个孩子，徐媛。对，她，她的年龄不大，名气不大，甚至没有人愿意用新秀来称呼她。

发现她的是名叫伊丽莎白的女人，及与一个退居幕后的马元安一样“古老”的 商瑞华。

在联赛 在热身赛中她也是偶现灵气脚法，但是与韩端正印前锋相比，还是光芒难显。

2008年，家门口的奥运，徐媛的舞台举全国之力搭建了。这是最豪华的舞台，华尔街日报说，这是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

是的，徐媛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施展自己以往所有的漠视，对自己也对整个中国女足。对瑞典的一传一射，对加拿大的力挽狂澜。

还有未来的比赛，中国女足就是用她的这双脚踏进八强的，这双脚好用的，可以走得更远的。永远到底有多远，徐媛的脚说了算。试目以待，惊喜或许就在眼前了。

这是一句改变自<南方周末>新年贺词的一句话.灵感来自于南方日报工作的小兄弟.她让我给她培训结束的演讲稿提点意见，演讲稿综合了南周多年来的新年贺词．再一次让我擦拭了曾经的新闻梦想，文字是可以带来欣喜与激动的，只要调配得当．今天晚上他们将进行排练演出总结了，我提前将她的演讲稿暴光，就像偷拍奥运彩排一样　哈哈，但愿她不要让我给她道歉，哈哈＿

我们上路了，新闻在远方

--改编自《南方周末》历年新年献词

　我们上路了，新闻在远方。

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追逐着新闻应有（滔滔无尽）的理想。

我们不敢说，凡有新闻发生的地方，我们就在场--但我们敢说，新闻总是牵动着我们的走向。

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

我们是观察者，我们是记录者，我们是报道者，我们将执著寻找真相！

 

我们上路了，新闻在远方。

不是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闪出光亮。不是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燃烧（梦想）。

但，很多人都在发展着纯正的品格，直到更多的人闪出光亮，更多的人燃烧（梦想）。　

面对世俗的力量，尽管生命有时也显得脆弱，尽管我们并不总是那么坚强，

但，我们决不苟且于虚伪和庸俗，决不！

新闻会过时，纸张会变旧，油墨会模糊，甚至信任也会偶尔消弭（音同“米”）……

但，我们将固执地，用真实架一座桥，让言说者不空谈，让主事者不麻木，让刚烈者不偏激，让脆弱者不沉沦，让大家知道大家的心事，也知道自己的方向！

 

我们上路了，新闻在远方。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除了内心的爱，除了前进的脚步……

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生命像鲜花一样美好，爱像阳光一样动人，真实像岩石一样坚固，良知像野草一样劲生。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精神抖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

 

我们上路了，新闻在远方。

在广州大道中289号，我们洗掉过去的征尘，敞开心灵，擦拭信仰，如在世界开创的第一个早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

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释放）。

在这个时刻，我们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们更幸福。

我们祝福自己的梦想，祝福你我相信自己的似锦前程，祝福每一个为自己奋斗的人，更祝福每一个为他人利益而努力的人。

我们还要祝福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愿国家一路平安，历经自然磨难、享受奥运荣光的脊梁焕发出更加坚毅、人性、尊严、气度、创新、竞争的光芒。

愿人民都安康，家园重建，家庭美满，每个老人安享详和好时光，每个孩子的笑容像春天璨、绽放……

补记：

题目叫＜世界打开的第一个早晨＞，还有一层意思．

最近似乎撞上了＂新秀墙＂，不，＂新草墙＂．有点不顺，写稿子有了不标准的地方，甚至有了错别字，当一个学文字的,工作了三年,还曾自诩喜欢文字的人把两个错别字拿到颇为崇拜的领导面前时,领导看到了之后,自己是多么的无地自容啊．羞愧难当啊,无法摆脱的痛苦感啊.

我是个犯过类似错误的人，这样的错误只能犯一次了，悬梁刺骨也不能错字乱句了．切记切记，把一个文字都当作父亲一样去尊重吧．

作为一名记者，特别是对文字要求很高的都市报记者，我想每个人都难免犯错　且错了之后很郁闷．

那么正好昨天这个城市的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马云说了一句话，照录聊以自慰：

我每天郁闷＼痛苦＼烦躁的时间一定超过快乐的时间，但我都把所有倒霉的事情当成快乐去体验．

多好的一句话啊，马云，昨天在杭州说的

一架文学创造的靓丽立交桥冯辉 令人兴奋，令人神往。编辑、研读这本“专号”里的作品，脑际隐然形成一幅壮观而靓丽的图景：这是一架彩虹般的文学创造的立体交叉桥，这是出生于上世纪“８０后”一代文学青年在小小说领域里一个精彩巨献。　　它是立体交叉的——“８０后”所秉承的文学传统、当下的生活经验与文学认知以及未来的文学走向在这里交织、互动、展示与预演。这架桥沟通着文学传统中的鲜活部分，又朝向着社会的前沿和生活的未来。文学青年们或由传统向未来前行，或由前沿去接续传统。它又是多车道、多向度的——写实主义、诗化小说、访古钩沉与传奇玄幻在这里各炫其长技，风云聚会。这里川流不息，热闹非凡。这是文学的、小小说艺术的立交，我觉得，这架立交已达到了它目前所能达到文学创造的高度、容量与流量。　　我不能肯定一些年轻的人们是否认同：正是你们的写作实践，证明了作为一种艺术精神的现实主义是永生的，它是良知、道义与爱的不灭的灯塔，它是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健康持续的生命源泉。这是我对这批作品感触最深的一点。　　郑成南的《偷瓜》几乎写到了极致。一个关于瓜的“故事”，瓜的情结，瓜与人纠结为一体的精美的小说。它在不觉间揭示出生活的变迁，又折射出生活中未了的苦难。难得的是，人性和个性一以贯之，在灰暗里依然熠熠闪光。苏发灯的《跳舞》写民工们工余的娱乐生活和性饥渴面，对人性剖示极深。乡下民工难以融入城市，是钱的、文化的、社会阶层的、道德观方面的原因吗？在这里已难以理清——写出生活的这种浑沌性正表现出小说营构者的较深功底。刘兆亮写过《青岛啊青岛》，一举成名。这里的《棒冰，棒冰》聚焦一个乡村少女的命运，让人感觉她们似乎更值得关注。在中国乡村，十几岁便被迫离开教室的少女不知有多少，这不仅是个少女失学的遗憾，接下来，又将会发生怎样的人生悲剧呢？青春被蹂躏？人性被扭曲？可贵在于作者抱持着纯真的情感与岭峻的情绪来写四妮的命运。可叹的是，今天在很多写手那里，人们已找不到纯真的情感与冷峻的情绪了。　　“流浪”，是一批“８０后”青年作者的重要主题。江薛的《刘浪》堪为典型。象刘流一样的家庭背景，刘浪一样的个人命运在这里屡见不鲜。贫困的家庭使这些青少年对父爱、母爱，对亲情和男女之爱有着独特、复杂的感受。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主题，是“８０后”对“父亲”的情感记忆与文学的审视。《偷瓜》、《棒冰，棒冰》、《跳火车》里的“爹”，《白夜》里的木柱叔等都写得鲜活动人。　　这个“专号”使“８０后”小小说作者的文学才华得以充分展示。寇洵《那夜花开》写网恋中的男青年第一次跟女人约会，女子也是第一次带陌生（下转１９页）（上接６４页）男人到家里的微妙心理和动人情状。抓住这个“第一次”的诸种特有细节，足见功夫。鲁永志的《在天亮前》第二人称的叙事运用得熟稔、自然、流畅，其构思富于想像力。不难看出，在“８０”后青年们笔下，“纯美”的爱情已很少见到，更多的是被腐蚀、扭曲和变异，它们往往以反常情状出现在青年人的情感生活当中（如《爆炸》、《跳舞》所精彩揭示的那样）。　　前面曾提到“文学传统”。所谓功力，即汲取前人艺术精华转化为自身的神奇实践。我看到，不少年轻人已将小小说写到了“神奇”境界。刘郝姣的《针》写中年“好男人”婚姻生活中关于“自由”的焦虑与消解，审视入微，情节精妙，而文笔举重若轻。孟军的《青花瓷瓶》、《跑船》写出一个出神入化的人物林爷，纯白描手法，用墨极俭，聊聊几笔便写出林爷之洞若观火，神机妙算。梁上火、解建周、韩昌元、张型锋、崔立等善于营造情境，贴紧人物个性写，叙述上已臻成熟。李冰泪《紫荆花开了吗》将人物放在世界性视野中去表现，杜秋平《李老师的全家福》、苇子《南方的辣椒树》等塑造生动的当代教师形象，较有立体感、全息性，既是崇高的、快乐的，但同样有精神重压，有痛苦，有缺点。很多作者注重自己的叙述方式的讲究与实验，他们也分别找到了最适宜表达笔下人物的命运、作者的文学情绪、那些情境画面及细节的方式手法，表现出“８０后”文学青年们对新世纪文学的热忱努力与美好憧憬。　　“80”后的朋友门，为你们祝福！

离开
　　
　　陈菊红
　　
　　2002年6月的最后一个中午，太阳晃眼。在《南方周末》临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装在一个纸箱子里。
　　桌子一下子变得干净而不真实，与我无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明天来上班的人，可以有一张没有记忆的办公桌。
　　我最早见到这样的空桌子大约是1997年。那时候和陈朝华同一个办公室，他拖着箱子走出去的时候，大家编稿的编稿，写字的写字，就像他只是去出差一样。可他从此就去了《南方都市报》，办公室的书柜里还有他的诗集。现在回想起来，大家的反应其实很平和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收拾东西。陈微尘，她调去出版社的那天，突然就把桌子清干净了。办公桌旁边的柜子上留下了一个从交广会上弄来的雕花小木房，只有半人高，但有着很多小小的门。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沈颢，在任新闻部主任的时候，有一阵子坐在一个璃墙隔出来的屋里。虽然玻璃上贴着一些画，但他在干什么或者同志们在干什么，仍然一目了然。有一天，玻璃屋空了，只有门上库尼科娃的背影还贴在那里，其中一个角松了，弯成了个三角形，库娃的大辫子只剩下一个尾梢。
　　记得江艺平离开《南方周末》的时候，有一阵子她的办公室总锁着门，一天我路过那里，发现门开着，里头只有桌子和椅子，什么私人印迹也没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很空旷地站着。
　　我把两条腿盘在一起，像个老农民一样坐在凳子上，检点我七年来临临总总的杂物。有些要交回的东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那是一串电脑排版室的钥匙，一把七平方米宿舍的钥匙，两本空白的采访本，一张印着我年轻笑脸的工作证（那时候真的年轻啊，大学毕业）……
　　我要带走的东西，就在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纸箱子里。那无非是一叠报纸大样的缩印张（有的已经发黄了），一些采访笔记，一些想做没有做的题目素材，一些写得有趣的读者来信。那叠大样和那些“未遂”的材料差不多一样厚。在读者来信的下面，卧着几本1998年新闻部的内部刊物《马后炮》。那时候，我们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轮流做一期主编，从组稿到上版到出样到复印，一手搞掂。我翻了翻，找出自己编的那期来，想起那天复印到半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后来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1995年5月，我毕业分配单位已经清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所以我闲着没事，借写论文的空去广州实习。《南方周末》当时的主编游雁凌看了我的材料，把我从《南方日报》人事处直接带到了12楼。
　　在广州大道中的这幢24层高的楼里，《南方周末》就位于这二分之一的高度位置。而我去的时候，《南方周末》出世11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年头的二分之一。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不是其主打，记者只有一个，叫朱德付。大部分稿件靠编辑约。所以读者熟悉的名字都是诸如徐列、沈颢、马莉、谭庭浩、陈朝华、李晖、陈微尘、蒋才虎、苏丽容、章梅这样的编辑，当然还有美编张向春，外面流传着他如何一笔粗线，就可以让该期发行上个十来万份这样的神话。当时的《南方日报》集团，跟我很认真地说，请你问一下《南方周末》美编，他们报纸的头条到底在哪儿？然而张向春并不是想象留着长发的
　　
　　那种人，他寸头，戴副眼镜，很安静一个人，只有笑或者唱粤剧的时候声音挺高。
　　同样安静的是这里的楼道，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这张报纸还是以副刊为主有关。似乎每个编辑都有一块田，辛勤地耕着，在开周会的时候，顺便看看其它的田长得如何。都可以发议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别的版面。被批了的人也会反驳，但并不见谁谁跟谁因此伤了和气。每周一次的例会定在星期五的上午9点，大家围坐在很大的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周围，手里一杯水或者茶，杯底自觉地拿会议室抽屉里的杯碟垫着，以防水渍或者茶渍流到桌上。刘洲伟，比我早一年毕业，跟蒋才虎一起轮流编“经济与人”兼作一些采访。因为实习是要有指定记者的，游雁凌把我交给了刘洲伟。刘曾经学过气象，广州的夏天经常下阵雨。他有时会站在窗边说，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儿就下雨了。然后他手一挥，一个风雨欲来的姿式。
　　我在《南方周末》实习了一个月就回校了，两个月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游雁凌离开了《南方周末》，前任主编左方回到他不足八平方的小办公室，轮流跟我们三个新来的人握手。他的眼睛非常亮而且专注。
　　老左是个严厉的人，陈微尘对我说，如果稿子编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撤，如果备稿还是不好，他接着撤。“实在没稿，你就从12楼跳下去！”我特地去窗口看了看12楼的高度。发现从我的办公室下去，正好跳在二楼平台上，如果跳的不好，就会一头撞上《南方日报》四个大红字中的一个，引起围观是很肯定的。
　　当时的编辑，压力大是肯定的。因为《南方周末》一直有从《南方日报》集团挑人的权利（包括在历届分来的毕业生中具有优先选择权）。这许是 为着这张处再上升期，声誉和利润都为集团所看重的报纸更好的发展，而对于个人来说，处于期中就像进了一些学校的实验班；固然你是因为优秀被选进来的，但被认为优秀的人通常都有个心理，怕从这样的团体中淘汰出局。
　　 所以那些编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认真的。交到审样编委手里的大样干净很少错别字不说，对于一篇文章的出炉的沟通也是不敢有丝毫马虎。那时候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出现的名家不少，文章质量也不错。所以老左经常说，我们是三流的人，要办一流的报纸。是不是认为自己三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不狂妄却张扬的办报态度。他还亲自出动，到北京和武汉等地纳贤，其中包括著名的杂文家鄢烈山。
　　我想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集体，一些很有个性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本来并不容易。
　　这两点我都有，他们既然没有从楼上跳下去，我觉得自己也不会。但我不幸被分去和陈微尘一起做时尚版的编辑。我说不幸，是因为当时扩充的主要内容已经显露出向新闻方面靠近的趋势，经济版增加了世界经济，又有了人物、体育、社会观察这样的版面，随便哪个都叫学了科班新闻的我有点欲望。我因有着年轻，想当然地被认为跟时尚契合，但事实上那并不是我的真爱。
　　我们找了一帮广州做时尚和娱乐的各报各编各记和一些另类人物们开了个点子会。来的人倒是颇有点代表性。无论穿着到思想，但神仙会开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周末办时尚版，一个字，难。然后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有南方周末LOGO的瓷杯回家了，剩下不得其解的陈微尘和我。
　　于是出差。到北京和上海。讨点子加约稿。1995年以前，大家出差只能坐火车，但老左当时网开一面，说你可以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回来我们还要抓紧定盘子。
　　我回来的时候眼神还是灰的，但在办公室见到了江艺平。陈微尘说，你去跟她汇报一下吧，她是新任的主编。
　　跟游雁凌的精明能干不同，跟老左的睿智果断不同。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即便如此，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将来会把《南方周末》带入一个发展高峰的女人。
　　报社关于扩版的基本框架已定，决定在第二年年初，1996年将报纸由八版扩大到十六版。这次扩版，并没有更新旧版，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售价定在1元。
　　那时候《南方周末》还没有自己的拼版员。所有的版面要拿到日报四楼去排。所以有时候你在这里急得跳脚，排版小姐大可以慢条斯理磨洋工。有一次我们新来的体育版编辑赵牧为此气不可遏，跟一个排版员大吵了一架，才算是按时拿到了大样。《南方周末》狠下心，自己建立了电脑室，从日报调了两个很好的排版员，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南方日报》在全国日报系统激光照排和彩印都领先一步。以前铅字印刷的厂房隔出很多间成了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宿舍。因为是厂房，所以非常高。我住的那间高四米，宽却只有三米，感觉是横过来更加宽敞。夜里睡在床上，房顶距离自己太远，发一个呆好半天才能回过神来。
　　那批跟我一起分配来《南方日报》集团的一共有25个人。1995年，《南方日报》除了《南方周末》以外，还有好几张系列报。我们被分在日报和那些不同的子报里，厂房改成宿舍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空地，被叫做大堂，我们常在那里玩，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甚至把电视搬出来放VCD，那一批年轻人里，包括《南方周末》的两个现任副主编向熹和毛哲，包括《南方都市报》的现任副主编庄慎之和宋繁银。
　　那断日子，我在南方周末的工作是很忙的，但这里的同事玩心都很重，经常在一起打球，爬山。
　　星期三交完版后的中午，大家就去报社旁边吃一顿饭，那个叫东江美的小馆子被我们称为小东江，小东江有个很拽的女服务员，你怎么跟她开玩笑她都不买你的帐，埋单的时候一文不少。或者去那个叫做枫木廊的西餐厅叫点东西喝，枫木廊一进门可以看玻璃窗外雨中奔跑的车子和没有带伞打的人们。
　　有时候我们也去马莉和她先生开的七星书舍，书舍位于一个水沟旁边，跟江南黎果的酒吧为邻。江南黎果在那里卖他的茴香豆，诗人马莉在书舍举行读书会。书香酒香里，华灯初上，朦胧的很。
　　所有这一切都舒缓了工作的压力。我刚去《南方周末》的时候，那里没有专职校对，也没有版式编辑（张向春一只负责一版和艺林的设计），很多编辑才刚刚接受试用电脑培训，用电脑编稿写稿刚刚开始。两个电脑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编辑就干脆一手包到底，从录入，到照排，到校对，全部是自己做，累是肯定的。因此我很快就会用超思组版了。后来连画版纸也不用，凭着对简洁舒服版面的直觉认识，直接到电脑上开工，弄出自己满意的版面来。
　　分工细会提高效率是自然的，但是鱿鱼客观条件，初期这段全方位的训练对以后非常有帮助。
　　周一周二照例是嘴忙的，电脑室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一个版晚交了，就会影响起码四个版的印刷。在没有用卫星传版以前，胶片要通过托人坐飞机送到几大城市。错过了航班，直接就会推迟当地报纸上摊的时间，读者到时候买不到报纸，声誉自然是受损的。《南方周末》办公室主任李益伦，工作非常细致。会盯着流程表来催我们交版。他总是在电脑室看谁交了谁还没交，眼睛滑在鼻头上，眼睛会越过镜框上面，焦急地询问正在忙碌的你。很像那种负责任且不厌其烦的大宅管家。后来他忙不过来，就把这事交给了副主任，医药保健的编辑苏丽容，我们唤作苏大姐的。苏大姐人很和气，催你只催一遍，但如果交晚了，你就会出现在她的笔记本上，到周会上公布。她的记录有时候会和编辑的记忆力发生冲突，于是就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较真，最后不了了之。大家对苏大姐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因此也没有形成什么奖励制度，似乎谁都知道，有点拖拖拉拉但是愉快地干着活，是这帮年轻人的特点，他们主观上是没有任何跟报纸付印开玩笑的意思。偶尔有推迟印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绝对是大件事。最有可能是因故换了头条。
　　我有在毕业以后，一头就扎进这样的快乐氛围。管理学上非常重视一个企业内部员工积极性的培养，对于《南方周末》来讲，这一切显得非常自然。
　　我曾开玩笑地对我的同事说，，咱们应该在一出电梯那里协商革命语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最能体现严肃活泼的是《南方周末》一年一度的年会。我们叫作业务研讨会，通常开两天半。开会自然选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但不管山水如何秀美，都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开会通常是从早上8点开到中午12点，再从下午两点开到6点。吃完晚饭，从7点30开到10点，等你有空的时候，山水已经睡了。
　　会虽然开得长，也有一两个重要的议题，比如发行量下降，比如报纸内容的更新，比如版面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中心思想，大家通常是有什么说什么，自由发言。有时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新主意。即使这样，开一天会也是很累的，想疏疏筋骨就得等到晚上的会结束以后，一起去附近吃点宵夜或者在周围走走，这样以来，睡觉时间自然保证不了。终于有一天开会，过了8点30还陆续有人进场，气得老左说：要是在部队，早把你们拉出去毙了！
　　我至今还记得他生气的样子，记得他讲《南方周末》历史的样子，记得他每天中午在食堂打饭，看到我们时，绽放的笑容竟如一个孩子般的纯净和灿烂。他选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时期离开《南方周末》，报纸已经完成扩版，发行量朝着他期望的120万的目标迈进。
　　在扩版半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新闻部，时尚版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编辑兼记者蔡菁，各得其所，都舒了一口气：差点水掺威士忌，毁了两样好东西。
　　这一年，我22岁。
　　这一年开始，因为这张报纸的起伏，因为由此而生的变故，因为来来往往却坚守同一理想的朋友们，我的魂彻底地迷失其中，或喜或悲，都无法自拔。
　　
　　1996年9月以前，我们每个编辑包括记者朱德付都是有正式编制的。但是扩版，给了稿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新闻性强一些的稿件。约稿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报纸竞争态势明显起来，头版和一些其它版面的采访需求量增大了。而《南方周末》也从外报物色了一些优秀的编辑来做新的内容，以招聘的形式将他们收归旗下。郭国松很瘦一个人，夹着个公文包，像个干部似的，外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写过的大案要案不在少数，经历的生命危险也可以说上半夜。孙保罗，来之前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现已因贪污受贿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西弘，从商汇报过来成了消费广场的编辑。他的加盟，使消费广场从简单的消费服务变成了后来的消费，在业内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工作之勤奋，在《南方周末》数一数二，我经常看到他下班后穿着背心去篮球场打一阵篮球，然后回来吃个盒饭再干活。当然他打球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本报曾参加集团篮球赛，不慎将其列为队员，只见他手和脚向着不同方式运动着，彼此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还未杀敌，先踩伤了自己同事的脚。
　　前面几个人都是报社的人拿着小锄头挖来的，而记者余刘文是自己拿着简历找上门来的。他个子不高，非常谦虚，见了我喊我一声老师弄得我挺不好意思。但就是这个人来了没多久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搞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怕孙小果的弟兄杀上门来，接到找他的电话就说不在。而余刘文本人也从此患上了选择性耳聋的毛病，不愿意听见的东西绝对听不见。
　　1998年5月，我编第一期《马后炮》，约了新闻部各大虾的稿，余刘文交来的就是下面这段文字：
　　说昆明，心有余悸，在介入孙小果案的第三天，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我当时一听，大惊失色，心想孙小果的父母都是公安，且正在为此案频繁活动，耳目多多无疑。我立即向个别人士放风：“这个案子我不追了。”且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对方也非常“失望”。当天，提供消息的人请我小酌一杯，是“压惊”还是“鼓励”，天知道，人心隔肚皮嘛。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我给昆明的同学打电话，问这伙恶势力到底有多大的势力范围。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这一来我就更加紧张了，坐卧不安，满腹狐疑，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甚至已有人在门外恭候多时了，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了，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我很高兴自己保存着为数不多的几期《马后炮》，新闻部业务交流的氛围很好。出一趟差回来，总有好稿子上版，总有人击节相赞。记者们甚至讨论得很细，比如觉得开头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但都是在办公室里吃午饭的间隙，或者在过道里遇上的时候。但夸人的话总是有点糙，夹杂着国骂。但国骂的口头禅本身是没有恶意的，像赵世龙，报一条线索也要夹几个口头禅，但一边说一边就可以背上包直接去机场。几年后我在美国跟好几个相熟的美国记者聊天，发现他们说起业务来话也很糙。想来这是新闻界的通病。
　　慢慢地，不同的记者有了不同的写作分格，甚至你一读文章就知道是谁写的。在一张报里多元化的写作风格让人读来非常过瘾。后来大家为了共享采访中的一些有趣或者奇怪的事，为了找个地方说说场面上不好说的话（我们称为“放跑”），决定弄出这么个东西来玩。
　　新闻部主任沈颢在开张第一期上写了《我心目中的新闻部的样子》，简而言之是六个字：务实，开放，独立。开头的一句话：关注现实，以民为本，只求传真，不求高深。
　　为了“传真”，记者们总是你来了，我走了，来了就拿回来让编辑兴奋的东西放到版上去，要走，背起包就只奔了飞机场。有时候，刚采访完一条新闻的记者会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赶往临近的另一现场。往往会十天半个月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广州。回来的那天，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他（她），然后一堆人去吃晚饭，喝酒，为久别的朋友洗尘，或者压惊。
　　几乎每个记者都遇到过险情。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长平和周浩在内蒙古采访时，在沙漠里翻了车，据说当时长平回过头就找不到周浩了，原来他已经被摔出了车外，找到他时该同志已经有些人事不省，但长平好歹在夜幕下的沙漠里拦住一辆过路车时，周浩居然睁开眼睛跟司机讨价还价。此事后来被广而告之，当然有外人的时候大家都说他为了报社省钱已经成了本能。他被运回了广州，方三文则在前一天就赶到内蒙，接着走下去，完成穿越风沙线的报道。
　　孙保罗在采访一个造假全国劳模事件回来的途中也翻了车，那是山路，左边是深沟，右边是悬崖。由于捆了安全带，他没有伤到什么，坐在后排的两个人撞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已经娶了我。但这事他回到广州以后才告诉我，他说，车是翻到了左边，要是翻到右边，你就没有老公了。
　　1999年底，克拉玛依大火五周年，我和方迎忠到新疆采访，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要七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还在《新疆日报》后来成了《南方周末》名记者的南香红为我们找了个哈萨克司机，七个小时的路，基本全是戈壁滩，大雪飞扬，笔直的路几乎成了冰道，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但过了一阵子就能见到一辆翻到沟里的车，有小车，也有卡车，最多见的是油罐车，长长地横在那里，我们的车只是在前面一辆车遇到危险的时候打了个出溜，滑出几米，终于停住，又接着开。我俩这才在心里觉得哈萨克技术好。车里头很暖，我们很快就困了，一贯擅长讲段子的方迎忠也顶不住打起了呼噜。依稀听到哈萨克不停地放一盘磁带，唱着：杜十娘，努沉白宝箱……回到乌鲁木齐，南香红说，那条路，他们叫做死亡流水线。
　　在死亡流水线上回生，我们很开心，和一帮新疆朋友吃大盘鸡，喝伊力特，喝完方迎忠一个猛字扎进了门外的雪堆里。这是一个总能寻开心的人，采访深圳空难，能从凌晨趴在那里，就等一个好镜头；采访朔州假酒，能不吃饭在雪地里为文字记者把风放哨……但是要回到广州，一定先到馆子里好好犒劳自己的肠胃。只有采访烟台海难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江艺平说，我采访不下去了，没见过这么多苹果，没见过这么多人死。江艺平告诉我说，他在电话那头哭了。
　　靠着编辑部的信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强大的经济支持，《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禀性。因为没有邀请，没有接待，没有红包，有的只是艰苦的调查，和无休止的奔波。有的是对于这张报纸的热爱和对于新闻的热爱。
　　1999年的年末，经副主编钱钢提议，大部分记者参与了年末报道《记者回家乡》。二十来个记者奔赴各地，虽然“近乡情怯”，但也是第一次以主角的方式切入一个地方一群人的生活。年仅22的迟宇宙当时正在山东济南赶稿。他原本打算采访完这篇关于私家列车的稿子传回总部再回莱州老家，完成记者回家乡的报道。但就在他写稿的夜里，他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出了事。他无法继续下去。“我把稿子的事情委托给了《齐鲁晚报》的胡劲东，所有的采访工具也扔在了他那里，出了门，花1200元租了一辆出租车，我开始了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一次悲伤的探亲。”
　　他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石匠，死于一次事故。
　　他还是完成了“记者回家乡”的报道，在那篇《父亲的去世和之后的两个月》里，写下了一句话：我感觉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带着点苍老。
　　在周末的大部分记者看来，他仍然还是个孩子，是他们的兄弟。大姐江艺平在他的桌面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玩具考拉。没过多久，江离开了《南方周末》。
　　过了大半年，迟宇宙离开了《南方周末》。
　　到了2001年，曾经为这张报纸流过汗，流过泪的记者开始大批离开。
　　有的记者也并没有下一站，他们只暂时待在家里，待在一种回忆里。
　　
　　我从来没有做过《南方周末》的专职记者，但在这里当编辑，没有太多的死规定，出去采访也是常事。我写过的稿件都是作新闻部编辑期间抽空完成的。
　　第一次出动，是接到一个福建母亲的电话，她的儿子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抓进刑侦队，第二天早上已经死了，这个叫文湘莉的母亲从此开始了为儿子讨说法的历程。而她儿子的尸体被强行火化，骨灰被遗弃在殡仪馆角落里的一个牛皮纸袋子里。她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是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关于儿子是否因刑讯逼供而死终于得到了个开庭的机会。
　　这是1997年底，《南方周末》新创的版面记者观察即将出世。这个版面的版头上清楚地写着：用你的行动告诉众人，你是个记者。记者观察一开始强调的是现场性，即记者在事发现场。第一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2月18日，首都机场浓雾下的惰性》和《一个死囚犯的最后十六小时》。后来记者观察成了《南方周末》新闻写作文本的一块实验田，这样说，其实只是强调了它的最后形式，它首先是一个记者以不同方式和角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实验田。
　　我跟踪这件事有三年。三年后这个福建母亲拿出几本边角卷着毛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她听我的话几年来记的日记。我接过来，那是一本流水帐，写着几月几日她去哪里找谁谁问进展，几月几日谁谁打电话跟她说私了，几月几日被电话告知要开庭，等去了又说改日子了……令我吃惊的是，她其实记下了这几年来福州的一些重要变化，一些与此案或多或少有着关联的人员命运的变化，其中含着腐败分子的惩罚，无序与对无序的重新格式化。那是一个小人物和她背后的整个时代。
　　那是一个民众对知情和个人权利进行强烈要求的时代，《南方周末》给予读者的新闻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易碎的。
　　但是人们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包括我们自己，离真相越近，对社会的开发就是越犀利。
　　1997－1998年两年内，以如此犀利的方式报道社会新闻，成为《南方周末》的一个特征。但事实上，它的内容要宽泛得多，它关注民生，同样从经济，文化甚至对新生活方式的记录完成着一张报纸的责任。只是由于其中社会新闻的冲击力过于强劲，使它的表征被单一化了。
　　我们读者非常杂，每次做读者调查都发现读者群的庞大和难以定性。而对于这张报纸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有从中获取信息的，有从中燃起希望的，也有如下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从中读到了其它滋味的：
　　
　　我已经从冬天失业到了春天。在这暮春十分，我用一整天走在这个城市纷繁的街道，一整天的暖暖阳光和黑丝袜的女人。我正在春天里失着业。
　　当街道向晚，我在纷乱的环岛驻足，转瞬间就灯火通亮，所有的方向都热闹非凡。我突然异常倦累。我必须回家了。
　　路过报摊，带走一份《南方周末》。
　　我看到了中国的同性恋，和他们没有阳光的生活；
　　我又看到了一个标价13.22亿元的便宜教训；
　　我看到了荒诞的爆炸和死亡，以及稚子泪眼中宿命般的疑惑不解……

生日与记者节
 
［ 作者：◆刘兆亮     来源：苍梧晚报     点击数：103     更新时间：2007-11-11     文章录入：zhang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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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命中注定要做记者，但生日与记者节恰巧就差几天。一个是生命的又一个节点，一个却是职业的新一季攻势。两种不同的滋味交织在一起，心中有些话就如这个秋天的树叶一样，不落下既不本份也难尽情。
去年记者节，我写了一篇《我们是你们的记者》，写完挂在了博客上，第二天博客中国与我们的报纸同时刊发，算是对那个节日作了一些贡献。而去年的生日，本有些凄凉之景，但却因为一个蛋糕的装扮而让我重拥暖意。
      去岁的缤纷落英已化作春泥，护理出今年的又一轮落叶。于是，那些停留在记忆中的场景依然存有一脉相承的温度。不仅如此，今年的两个日子我有了平息灾祸的幸运与淡定。
      今年这个生日的早晨，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徐州与连云港之间的短途中，我希望抵达爱的绵绵长途。到家已是村庄最静谧的时分，在村外的土路上，父亲早在守侯，在我看来，他在黑夜中孤独而闪烁的烟头是比城市更为繁华的灯火。儿子的生日与回家构成了父母举行的两种庆典的理由，我吃到了绕村而过的沂河中的鲤鱼，我吃到了偎着麦苗一同生长起来的荠菜……
      其实，我回家度过一个晚上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生日，而是让父母看到经过一场车祸过后的我还能重像从前一样：回家匆匆忙忙，说话大大咧咧，吃饭狼吞虎咽。第二天临别家乡前去了趟沂河，秋水与长天真是一色，我的脸在水中出现了干净的倒影，水至清但仍有鱼在畅游、跳跃。
       就是看着家乡河水的澄澈，我在回来的火车上盘算自己的记者职业。秋水的平静与清澈、浩瀚与包容、甘甜与苦涩，这与我们理想的职业情景，职业崇高度的指数径庭相仿。这一年，在路上与在纸上的日子都在这个秋季近成定格。在记者节这一天，我收到了赵军友老师的短信祝福。这位我曾采访过的孤胆英雄，以其对这个城市与家园的爱，让那些以身试法的人胆战心惊。老赵那种无私无畏的勇敢之心和不凡身手皆是我学习的榜样，能收到榜样的祝福当是心存感念，倍受鼓舞的。在前几天的报纸上，刊发了我采写的一位农民从北京购买一架飞机的故事。他说，也许我难以飞上天，但我终究是完成了在我心中存放多年的梦想。为了梦想，花了一生的心血与努力，这位农民的话语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心中犹死未灭的梦想，那就是为了新闻好好地活着，好好地生活着。
      于是，我想，在这个记者节，不仅是新一季新闻征程的攻势，更是擦拭梦想的良好时辰。
 

这是在扬州的个园里看到的一句话。

这句话对于悲哀的记者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要实现必须要剥离自己的生存依靠。多么残忍啊。

昨天在淮海工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书，安静地看了两个小时 ，感觉脑袋一下子沉甸起来了。多好啊。可惜那些稿子呢，那些无聊的稿子是难以找到出口了。心理承受不起，便回来赶了两个稿子。交代上去。

图书馆里有好多书，明天是 周末，可惜我不能安心无忧地去看书，只能这样了，有点人了。

感觉自己在随着一些可写可不写的新闻文字在 堕落。在消耗，在不知道词语的方向，与温暖的旨意。

试着向都市快报学习，学习简练的标题，可是这能用吗，显然是不能用的。但还是取啊。三行。

连云港：盐政执法“缉黑”记

    

来源：苍梧晚报 2007年05月08日 记者刘兆亮 通讯员卢明立

 

 

纯白之盐生自大海，能给人以力量。当盐离开海滩，进入国家统一的产销程序，除杂加碘后的白盐能带来世间最本色的味道。然而，当白盐脱离国家统销轨道时，却有着海一般的深邃与黑暗，它的味道改了，变身“健康杀手”。盐政执法人员将被黑手操纵的白盐称之为“黑盐”。在东海县，东海盐政执法大队与盐商上演着一幕幕惊险刺激的“缉黑”战斗。

 

“缉黑盐像缉毒一样”

 

东海县山左口乡，苏鲁交界的麦田里，一架望远镜从麦地里伸出来，将观察范围锁定在200米外一户农家院落中。不一会，镜头中出现几个人影，他们麻利地将装满货物的袋子抬上卡车。等到暮色降临时分，才有人跳上卡车，他们显然要靠夜色掩护运货。此时，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做了一个出发的手势。隐藏在麦田里的两辆摩托车发动起来，在田间小路上疾驰而去。十分钟后，被监视的卡车刚一踏入江苏境内便被站在路两旁的摩托车手拦截下来。

这是东海盐政执法大队近日在苏鲁交界的某乡镇稽查黑盐商的画面。由于地处苏鲁交界，贩卖黑盐又有暴利可图，一般一吨工业盐的价格是300多块钱，而充当食用盐的每吨价格就摇身升至1500多块。而两省交界又有执法上的空白处可以作为贩私空间。一年下来，东海盐政就没收私盐100多吨。如果不加以遏制，这100多吨黑盐将有三分之一流入农村，还会有三分之一流通到乡镇、县城甚至连云港市区。

黑盐究竟有多毒？这要分几个等级。轻者可引起味觉、口腔及喉咙等慢性病症，中度的则可以引起食用者中毒，出现呕吐等不适症状。“最差的是工业用盐，它的重金属严重超标，光可以致癌的物质就有好几种。”

东海盐务局局长周律刚介绍说，“越是差盐，利润就越大，也最吸引黑盐商。”“黑盐是有毒的，缉黑盐也就像警察缉毒一样。”周律刚还特别用“水深火热”这个词来形容端掉黑盐商货仓的“战斗”。在近期多个缉拿黑盐商有多个经典战斗，反映出黑盐商的“水深”与缉黑人员的“火热”寓意。

 

大盐商“黑手”善变

 

古代盐商富可敌国，当下的贩卖黑盐也因暴利出现了一些腰缠不义之财的大盐商。他们靠着自己的一双“黑手”营造和操控着自己的贩私销赃网络。

稽查人员从小贩子入手，顺藤摸瓜，从而拆散一个又一个大盐商整个网络体系。对于那些处于销售网络最末端的盐贩，东海盐政执法大队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走村串户，二是商店隐蔽经营，三是坐家经营。

这三种类型小贩反映着大盐商“黑手”操纵的灵活度，对于那些“头脑”不聪明的将被“开除”销售分支。在东海县青湖镇有个70多岁的老盐贩走街串巷卖黑盐。被执法人员现场查处后，老人便假装糊涂，慌称自己是徐州新沂市人，也不告诉黑盐从哪里贩来。而同样是该乡的一个盐贩一边卖豆腐一边顺便卖黑盐。执法人员对这些“小鱼”实施“抓了又放，‘七擒孟获’”的策略。终于，经过近一个月的跟踪，发现这些小盐贩也藏着“大猫腻”，大盐商给他们设立了一个中转货仓。在该镇共有两个大仓库，老盐贩的仓库藏在一排稻草垛中，草垛间虚虚实实地有个掏孔，里面堆满了盐；而卖豆腐的盐贩的取盐仓库是在一个猪圈里，黑盐与猪饲料混放在一起。抓住了仓库就等于戳到了背后大盐商的“痛处”，也算是端了小盐贩的饭碗，没了饭碗的小盐贩便有了“光脚不怕穿鞋的”的想法，一口便“咬”出了大盐商孙某。执法人员不仅没收了数吨私盐，还将运盐的货车暂扣。

对于商店隐蔽经营和坐家经营的盐贩来说，他们具备了向大盐商发展的潜力。在查处的过程中也表现得特别沉稳，隐藏手段也特别好。根据抓获的几起此类人员来看，他们的仓库一般都是距离本村10里路左右的亲友家中，而亲友只是藏盐，绝不卖盐以免走漏了风声。而在前往仓库运盐的过程中，他们则雇毛驴车掩人耳目。

这两类经营人员还电话联系一些建筑工地和路边饭店，一两个月就主动送来一批黑盐。“在东海县一些建筑工地的食堂里查获的黑盐都出自这些盐贩子，这些盐工人吃了干活就提不上力气。”带队破获多起商店隐蔽经营和坐家经营的东海盐务局李广见说，“这两种盐贩子与幕后的盐老板关系甚好，承担着大部分的黑盐分销，很多大盐商就是脱胎于这两种分销商。”

 

现场缉黑的尖峰时刻

 

然而，大盐商依仗聚集的财富，笼络了一些当地的社会闲杂人员，所以，他们并非是束手就擒的“省油灯”。

东海县桃林镇某村，一个窝藏5吨黑盐的大盐商浮出水面。盐政执法人员摸准了其交易时间，兵从天降。但是，大盐商打了一通电话后，五名执法人员周围立刻聚拢了60多位社会青年，对执法人员形成围攻之势。“这些盐你们一粒也带不走！”他们放出狠话。他们还称，执法人员不许报警，只要不动盐，执法人员就可以安全离开。就这样双方谈判、僵持了两个多小时。

擒贼先擒王。执法人员向大盐商赵某进行攻心战术。好话说不通后，执法人员来了硬的，“出来时我们就说好了，天晚不收兵，我们的后方指挥立刻会请求警察支援，到时候场面就会闹得相当大！”、“最主要的责任人就是你，你的损失不仅是盐和钱，你要负的还有更多的法律责任。”“这事可大可小，要是大了估计你准受不了。”……终于让黑盐商赵某退却，僵硬的脸开始露出笑意，他一摆手，围攻的人员便闪开了一条道路。把握住火候之后，执法人员将5吨盐全部装入车中，押回仓库。

这并不是最惊险的。在东海县某镇，气焰极盛的大盐商在将盐政执法人员团团围住。派出所两名警察赶来增援时，围攻人员靠人多势众，不予理会，照常干涉盐政执法。对峙的局面达到了尖峰时刻，最后，公安人员只好调兵遣将才将局势扭转过来，大盐商及部分围攻执法人员者触法被拘。

更有嚣张的大盐商的仓库被抄后，他们暗中派人到东海盐务局进行威胁。今年2月份，刚过春节，就有两个彪形大汉闯入办公室内，与执法人员“坐而论道”，要求将没收的盐全部归还。面对如此嚣张气势，盐务执法人员毫不畏惧。执法人员在威胁和利诱的情况下，采取了非常的抵制和对抗态度。“要是惧怕黑恶势力，我们餐桌上的食盐不知道要变‘黑’多少。”

 

后记：

 

盐出自大海，纯洁晶莹，但在其背后隐藏于民间，侵蚀人体魄的黑盐缉私却如此暗流涌动，惊心动魄。去年有100多吨黑盐被缴获。到目前为止，黑盐“重灾区”———东海县仍有黑盐走私贩卖活动。

记者在东海县盐务局收缴私盐仓库中发现，有运输黑盐的各种工具，从大货车到小三轮，车上都满载着各类黑盐。有些亚硝酸含量多的盐，在阳光照射下已泛出焦黄的颜色。

根据连云港盐务局统计，东海盐政执法大队缴获的黑盐数量占全市数量的一半以上。根据科学食盐剂量，仅去年一年缴获的100吨就够3万多人吃整整一年。如果将这些黑盐流通到市场估计将有近10万人受害。

面对白盐被黑手操纵的黑幕，盐政执法人员不畏“水深火热”，有力地遏止了盐业违法的嚣张气焰。“但是，跨省盐业违法有执法上空白地段，如果不能在跨省联合打击层面进行遏止，很难根除此类案件发生。”一直坚守在白盐缉黑第一线的东海盐政执法大队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今天暴雨淋漓。

今天什么也不去思考，只对着书页和屏幕，只想着明天我又要到哪里去。只想着我什么时候能把想看的书在雨夜安静地读完。

接了一个无聊透顶的电话，才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势利，如此的没有温情。

也了解到一些消息，有要攀登上幸福的高度了。祝福，祝福那些身陷幸福中的人们。你们的明天比今天更好，但愿你们忘却烦恼。忘却夏天，忘却一段历程。那些教育的话，有些人会铭记在心。

托付万千烛光 捎走爱与哀伤

 熄灭校园所有的灯，让黑夜哀悼。

　　烛光在仍在摇曳，又一位来自都江堰的学生解钟动情地诉说。

江苏样本的另类解读

刘兆亮

 

2003年的夏末，聚焦政经、影响非凡的《南风窗》封面策划了“求解江苏难题”。彼时，我端坐在大学自习教室内，为钟爱的媒体在探讨生长之地的大势而备加珍惜每一个文字。循着炽热但却不失温婉的文字，我竟依稀嗅到了力透铜板纸的关切与浓情。不是在求解江苏的“难题”，而是在南国的主流媒介平台上向举国推介江苏的自省胸襟。我当时就在猜测“龚浔泽”这个特约撰稿人非江苏子民莫属，凭当时的一己浅见：隔岸观火的文字只会有无休的追问，不作息事的回答，只有张力，不事内敛。

五年时光翻飞，我已行在新闻途中三年，时政记者的行当让我有机会身处江苏沿海最北端，笔触陇海线上这根发展琴弦。恰在此时，见到了《江苏脉动》一书。“龚浔泽”及《南风窗》这些关键词让我找来2008年2期的《南风窗》，翻开“南书房”栏目，果是《南风窗》掌门人朱学东跋文介绍之书，再读跋文便连缀起2003年的那个夏天，那段坐在大学自习教室里妄自揣测的感受记忆。

        这本书驰纵 “江苏”内部小区域及比邻大区域，文字为2003至当下的区域观察。而龚浔泽自2003年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便进入了机关工作，虽然身处公文的文牍中，但作者仍然信任着自己往昔的文字与思索，并继续踱步。

事实上，作者纵横开合之笔也能让笔者印证三年前的感受：是身挺其中的仗义挚言，是追问后的回答，是张力收放后的内敛。炽热而温婉的文字让人感受政经不再是铮铮铁骨，而是刚柔并济。

对于江苏人尤感如此，但撇开江苏扩至浙江、山东与上海也应是一律。因为这本以江苏命名的书更多有着上述地域的发展语境。也因为“江苏样本”概念依然炽热。

《吴越争锋与苏甬沪竞合》、《苏南打盹与温州崛起》、《苏北与浙南》等篇章，从历史际遇与现实遭遇，历史积淀与现实破绽，历史风云与现实风尘等意像触角，凝望与思考江苏在“江浙”、“长三角”语境中的困惑与感伤。细览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的序言可知，这些观察与观念是龚浔泽依托南大社会调研机会，多次去苏北、苏南、浙江实地调研的结晶，与媒体的采访更具优势的是，那种纯粹的调研裹挟着学术争鸣并非一锤定音的思维。笔者以为，那是一种可以放置在时间进程序列中的观念，在其后的若干年中可以顺势成长。可以佐证笔者观点的是，就在我在电脑上敲击这篇文字时，沿海大通道的车轮正从通车典礼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上兴奋驰过，“苏甬沪竞合”的媒体观念在长三角的电视、纸媒、网络上竞相涌现，与龚浔泽观点有着时隔五年后握手言和之意。

 不惟如是，对于出身苏北的龚浔泽来说，对苏北弱势的冷静思考，对苏北沸腾朝夕的真诚期许，对于江苏发展症结根除的锐意拨点，笔墨用意更切，着情更浓。《灵气不分苏南苏北》在开书第二篇着意列出，便可视为作者预防读者对江苏南北分野偏见的编排用意。其后，《苏鲁竞争与东陇海昂首》、《农业资源陷阱与突破苏北困境》等更是拉近了笔者阅读的距离，或许这也可为港城读者在江苏区域发展中透视身边之城提供启示。

时下，“江苏样本”的概念仍有给全国区域发展示范的旺盛生命力，这本自我剖析之书当是江苏样本的另类解读，解之快意，读之受益当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终结者3

——速描十运散打三名将的终结

 

灿烂的阳光从体育馆四周的玻璃窗中照耀在十运散打擂台上，在相隔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宝力高、柳海龙、赵子龙，这三位散打王的闪耀光芒相继在这个擂台上暗淡下来。

“草原骄子”宝力高，一代宗师赵长军的高徒，数次获得散打王称号，其重拳和抱摔功夫在世界散打手中都堪称翘楚。在十运会散打预赛中，宝力高高歌猛进，把77.5公斤级的预赛冠军揽入怀中。时隔5个月，宝力高经过又一番苦练，将目光射向十运会的擂台。然而武林自古就充满了劫数。他在进军四强的路上，被年仅18岁的河南小将张开印的“少林腿”挡在四强之外。是役，小将张开印在外围用凌厉的腿法让宝力高数次贴身抱摔都未得手，宝力高的几次重拳也未搔到张开印的“痒处”。第二局的宝力高显得更加着急，慌乱中被对手摔了一跤，一下子跌出四强之外。

名贯“武林”的 “柳腿劈挂”柳海龙似乎也未从宝力高的摔倒中找回感觉。第一局，柳海龙 “劈挂腿”的厉害让“风火轮”只得在他周围“滚动”，精彩的场面都是出现在漂亮的出击和躲闪中。平局。根据规则，当日体重轻者郑伦获胜。高手过招的情形总是相似的，第二局犹如第一局般平淡。柳海龙深谙“风火轮”郑伦的风一般的反应速度和火一样的爆发力，所以“柳腿”在几次“劈挂”险些被摔倒后再也不敢贸然出击。比赛进入读秒阶段，说时迟，那时快。郑伦的一个凌空侧踹正中柳海龙面部。这一腿像极了柳氏“劈挂腿”，定了乾坤。

赵子龙这位曾领衔主演徐克电影《散打》的散打王，也没能在电影之外的十运散打赛场“领衔”，同样是在昨天的四强争夺战中，“无敌风火龙”赵子龙遇到“敌手”，被广东交流到宁夏的散打手王强两局击溃。

至此，曾叱诧风云的三名散打王悉数摔下十运擂台。这三位终结者，也许不久也将会被终结，但他们的胜利将和名将之败一起被记忆。

这个时候，是河堤的野花开得最烂漫的时刻。好多个失意的季节，我曾穿梭过大片的麦田和河流，去看那些寂寞的花。

前天跟随苏州、南通媒体的朋友穿梭海岸线，去看看那片荒凉的海和破旧的渔船。没有看到花，只看到了大片的芦苇。这里的不是野百合没有春天，是春天没有野百合啊。

连续两个月不想写稿子，真的一点激情都没有。我向来不善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的状态，但是现实却比争辩更可信。事实上，我是懈怠了，对这份工作失却了热情，本来应有的热情。

有点孤独，有点悲哀，为自己，为自己的状态与勇气。

只有调整，只有再次抉择了。不然，我会让那么多人为失望。